宋朝是在唐末五代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王朝。唐末藩镇割据，拥兵自重，司法制度主要是以“军人主狱”为主要原则，这种“以暴制暴”的司法制度导致了很多冤假错案的产生，普通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结束了这种混乱的社会动荡之后，宋朝在成立之初就想方设法创新律法，以此来保障百姓安居乐业，让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因此宋朝建立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法律条文涉及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
在颁布大量法典的同时，宋朝十分重视官吏的法制教育，在中央设律学，培育专业的法律人才，提高官吏执法水平；还将官员的任用升迁与其法律水平的高低结合起来。神宗熙宁年间规定，凡进士及诸科出身之人都要先考核律令大义或断案，通过之后才能授予官职；选人改官之前也要进行律法考试，合格者才能得到升迁。这些措施充分表明，法制在两宋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但宋朝统治者认为法律是维护统治的工具，“上执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上也”，生怕民众掌握较多法律知识，会难以“驯服”，从而增加国家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朝廷不允许民间私藏、传播官方法典，并对民事诉讼做了相当严苛的规定，以减少民事诉讼案件；同时宋朝法律繁琐详密，稍有不慎，就会触犯律条，百姓需要熟悉法律的人来帮助自己维护权益。因此民间私办讼学兴起，并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江西是私办讼学较兴盛的地区，当时江西民间有一本名叫《邓思贤》的书，专讲讼法，许多学校都把这本书当作教材进行讲授。乡村一些学校学习诉讼和法律知识的风气也很盛行，以至于“编户之内，学讼成风；乡校之中，校律为业。”“江西州县有号为教书夫子者，聚集儿童，授以非圣之书......皆词诉语。”民间甚至有儿童从小就开始接受讼学教育，这些人学成以后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不再用野蛮的武力行为来解决争端，而是更倾向于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因此南宋时期，民间诉讼空前繁荣，显现出“尚讼”风气。为此南宋高宗在绍兴七年还专门下诏进行规范：“访闻虔、吉等州专有家学教习词诉，积久成风，胁持州县，伤害善良，仰监司、守令遍出文榜，常切禁止，犯者重置以法”。然而从现存的地方志记载来看，此举收效甚微。周应合在编纂《建康志》时统计，“诉讼日不下二百”。
没想到宋代的南京城每天竟同时有数百人打官司。宁宗时，江西崇真观女道士王道存与熊氏等十数家争讼地界，轰动一时，由此看来方外之士也不乏健讼者。宋代其他地区的“健讼”之风也不逊于江西，比如婺州东阳“习俗颓嚣，好斗兴讼”，黄山徽州一带“民习律令，性喜讼”，可见宋代民间“尚讼”已不是一州一县的个别现象，而几乎是遍及全国的普遍现象。
民众兴讼频繁，说明宋朝的民众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法律意识和知识体系，对国家律法体系充满信心和信赖。宋代律法体系建设的种种成就既反映了当时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也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起到了教化民众、维系社会安定、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