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被误解的伟大朝代？因为宋朝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对外战争节节败退，外交上屈辱求和，割地、赔款，社会经济上积贫、积弱的王朝。然而，宋朝真的就是大多数人眼中的样子吗？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那么，宋朝到底有多发达？又表现在哪些方呢？
政治
宋朝历代皇帝都特别爱惜人才、优待官员，即使是卢多逊、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作流放处置。宋代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下级官员可以告上级官员，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众所周知的包青天包拯就曾把他的顶头上司及几位比他职位高很多的官员弹劾倒了，包拯这样的人物，也只有在开明的大宋王朝才有可能产生。宋朝，百姓告官员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各级衙门门口都贴着反腐规训，人民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
农业
这一时期，圩田进一步发展，浙西路有圩田1400多处，仅淀山湖就有圩田几十万亩，而在广东、福建、浙江、四川等多山丘陵地区还出现了大规模的梯田。农作物分布也有很大变化，水稻不仅在南方广为种植，而且不断向北方推广，江北诸州农民可以得到“就水广种坑稻，并免其租”的鼓励。“占城稻”、“黄粒稻”等成熟早、抗旱、籽粒饱满的优良品种也相继从越南、朝鲜等国引进，同时荞麦、高梁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谚语就出自宋朝，由于良种的引进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粮仓。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当时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叶是宋朝人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当时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棉花的种植，在福建、广东一带逐渐盛行。养蚕和种桑、麻的地区比以前也有扩大。
科技
中国的四大发明虽然不是宋朝出现的，但是，四大发明的应用与完善则是在宋代完成的。公元1258年以后，中国的火药武器传入阿拉伯，欧洲人从阿拉伯书籍中得到了火药方面的知识。火药的运用对新型兵器的制造和应用，对军队发展、军事研究和政权巩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指南针的出现是社会需求促进科技发展的最好证明，到宋代，人们对人工磁化方法和使用磁针的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导致了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指南针最直接的应用领域就是航海，指南针帮助人们获得了全天候航行的能力，使人类能在茫茫大海上自由航行。
这一时期，许多新航线被开辟，航程缩短，极大地促进了各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海运业迅速发展，造船技术也在宋代达到鼎盛。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纸张则是文字最有效的载体，印刷帮助我们实现了高效率的文化传播。宋代，雕版印刷术更加发达，趋于鼎盛，并广泛普及。
据《梦溪笔谈》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平民毕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成为世界印刷史或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其基本原理与近现代铅字排印方法完全相同。
商业
北宋时期，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但铁钱具有重量大、携带不方便的特点，公元10世纪末，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以代替铁钱的流通。
北宋都城汴梁突破了隋唐以来的坊、市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允许开展商业活动，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其商业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长安城。此外，宋代已经形成了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其繁荣的商业不但体现在城市，而且体现在农村。在农村市场上，小贩、货郎走街窜巷，活跃了农村经济，丰富了农民生活。与此同时，宋代还出现了四大商业名镇，商业的繁荣由城市扩展到了农村，形成了“草市—市镇—城市”三级市场体系。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辟，“五大名瓷”誉满全球，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其商船吨位之大、数量之多，皆为世界之首。宋代大海船的吨位已达300吨，而几百年后哥伦布的航船才120吨。采用指南针导航的300吨海船，穿过印度洋远达阿拉伯与非洲东岸，进出口商品达300多种，使宋朝成为当时最发达的海洋国家，不仅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也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大发明传入欧洲。
宋朝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早在公元971年，北宋就在广州设置市舶司，此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及密州板桥镇、秀州华亭县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管理船政和海上贸易。宋金并立时，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榷场，开展贸易。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更多。
民生
宋朝不像唐朝一样实行宵禁，宋人有丰富的夜生活。入夜后，宋人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家门口、庭院中点上了灯，因而到处都有灯光。在夜晚赶路或游玩的人们也都拿着各种各样的灯笼，因此，夜晚中，整个城市都在闪烁。在“瓦子”、“勾栏”等固定的娱乐场所，百戏伎艺竞演，市民集中观看。饮食店铺生意兴隆，直到太阳重新升起，街上还是挤满了人群。“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桥道坊巷，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
北宋灭亡后，南宋朝廷在临安建立政权，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描述了这样的画面，“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诗中的游人不止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城市中的市民及大多数的宋人都生活得非常富足、幸福，他们大多没有忧国忧民的悲观绝望，而是沉浸在西湖歌舞的醉生梦死中享受繁华。
教育
宋代的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监、太学等，开设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等课程。宋仁宗以后，朝廷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就达十五、六万人之多，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除官办学校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四大书院闻名全国。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这时的书院成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圣地。
书院思想限制宽松、学术氛围浓厚，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外，其它各派学说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宋朝并不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正如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