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摆脱了2020，却没能彻底摆脱疫情。眼看新一年又要来临，面对复杂多变的冬季疫情防控形势，各地纷纷呼吁“就地过年”。
尽管特殊时期可能回不了家，但比起古人我们还是幸福多了。古人想回家过年，简直比登天还难。
那么，迫使古人“就地过年”的原因是什么呢？
路费太贵
在古代，官员上任当官、学子进京赶考、商人外出做生意，往往都在离家乡很远的地方。这样的长途，想过年回家，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有马、驴、牛，还有马车、驴车、牛车。
马和马车的价格最高，按照唐代的标准，马负重100斤，每走100里，价格是100文。假设一人一马要走300公里的路程，大概得600文（1公里=2里）。古代马的速度大约是每天70里，这一趟旅程就得花十天左右的时间。考虑这十来天里路上的吃住等等费用，大概要花将近一千文钱，也就是一两银子。
再来看看唐代工资标准，唐代像九品芝麻这样的基层国家干部，月薪不超过半两银子。若想坐马车回家，两个月工资啪没了，打工人心疼。
一般人出行乘坐最多的是牛车或驴车。古人回家路上坐的车，大概长什么样子？南宋朱锐的《溪山行旅图》为我们详细地描绘了几辆三牛厢车的形制。图中可见三牛并头驾驭，一人挥鞭赶车。他身后的车厢车轮巨大，高过了人身，难怪得三头牛才能拉动。车后伸出的地方有两条小短腿，是为了停车时稳定车子。
车厢分上下两层，下层低而宽，上层高而窄。下图中有一人翘着腿闲坐在车尾，上层一人裹被而卧——原来还有卧铺呢。
据《唐六典》记载，雇驴车装满一行李走100里地的路费是900文，如果走山路则上涨到1200文。不怪人家涨价，古代之所以交通不便，除了落后的交通工具，糟糕的道路状况也是一个原因。宋人范成大在他的游记中吐槽过这一点：
自离开宜春，连日大雨，道上淖泥如油。不知何人治道，乃乱填石块，皆削面坚滑。行泥中，则浆深淹没，行石上，则不可著脚。
——范成大《骖鸾录》
范成大离开宜春时遇到了连日大雨，道上的泥浆浑浊粘稠，宛如铺了一层厚油，还有碎石块散落其间。走在泥上，脚丫子会被淹没，踩着石块儿走，脚下又摇晃不稳。范成大气愤不已，连带着将修路的人也批评了一通。
相比之下，“就地过年”不仅能省下一大笔钱，还免去了许多舟车劳顿。
时间太长
就算你不差钱，古人出一趟远门，花在路上的时间少则半月，多则半年，仅仅为了回家过个年再回来上班，不划算。
大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腊月初，告老还乡的内阁首辅徐溥从北京出发，踏上了回乡的旅途。徐溥是江苏宜兴人，那个时代从北京到宜兴，最佳路线是乘船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
到腊月二十七，徐溥终于回到了家中。这一趟“春运”单程用了将近一个月，徐溥后来在写给同僚的信中感叹说：“这一路折腾的啊，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
这一年，徐溥71岁，身为内阁首辅的他风光退休荣归故里，一路上的车马行船想必不会太差，即便如此也用了快一个月的时间。
普通人就更不必说了。倘若想回家过年，还没走到地方呢，就又得回来上班了。
如此巨大的时间成本，让很多古人就地过年变成了常态，在岗位上一待就是好长时间。有多长呢？这么说吧，连自己媳妇儿长什么样子都忘了。
《列女传》中记载了一个叫秋胡的人，娶媳妇五天后就去外地做官，一去就是五年。五年后衣锦还乡，他在路边遇到一个美貌的采桑妇人，遂上前调戏，被采桑妇人严辞拒绝。回家后秋胡发现路边遇到的采桑人就是自己妻子，非常惭愧。
故事的结局是妻子为秋胡的卑劣行径羞愤不已，投河自尽。这个秋胡，渣的别致，这样的人，还是就地过年，永远别回来了吧。
行李太重
即使不考虑时间和金钱成本，古人过年回家路上的拦路虎还有一个：行李。因为回家一趟动辄需要个把月时间，路上的吃穿住就成了大问题。古人的行李中主要备有这么几类物品。
路上换洗的衣物和睡觉用的寝具。因为旅途中时间太长，出发时雨雪霏霏，到达时杨柳青青，都极有可能。行囊中厚的薄的都要备上，应对变幻莫测的天气。有些客栈不提供寝具，就得自带。
路上吃的食物，既有干粮，还有路菜。长途行旅中总会经过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现代人透过车窗看到的大片不见人影的土地，或是层叠起伏的山峦，会成为路上的风景。但对于古人来说，这样的千里荒烟他们必须用脚丈量，连“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样的小旅店也是奢求，只好掏出干粮，配着咸菜填饱肚子。
普通人的路菜一般就是大头菜做成的咸菜，稍微富裕一点的也可以带些鸡鱼肉干儿荤素搭配。像红楼梦中王熙凤喂给刘姥姥的那一道茄鲞，可以封在罐子里长期保存，当然可以作为路菜，只是这道菜“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打工人伤不起。
古人的行囊中还需要雨伞。除了防止雨淋日晒等基础功能，有时伞还有妙用。
南宋人介绍了一种新的雨伞打开方式：“予之登也，挟二雨盖，去其柄。既得之，伺天大风，鼓以为翼，乃在平地，无伤也。”雨盖就是雨伞，这个人说他爬上高处的时候揣着两把伞，去掉伞柄，等到天起大风，就把两个伞盖装在身上当成羽翼，瞬间就能毫发无伤地来到平地。
居然跟汤姆猫撞了脑洞。
药品也是行旅必备。宋人董汲撰写的《旅舍备要方》中写道：“宦游南北，客涉道途，冒触居多，邪气易入，方药备急，尤当究心。”董汲自小多病，才去研究医药，因想到人们在路上容易发生疾病，专门写了这本书，供路上行旅之人使用。
有时候古人出远门甚至连夜壶都得自备。古代服务业不发达，繁华地区的客栈兴许会配备恭桶，但偏远的客栈就没有这么齐全了。倘若住了进去，又倘若半夜想上厕所，荒郊野岭的，出去怕东西被偷，不出去憋得难受，这时候才发现，辛辛苦苦背了一路的夜壶，背的很值。
对于古人来说，出一趟远门无异于搬了一次长达数月的家，难怪那么多人愿意就地过年。
清 禹之鼎 《移居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被迫加班
倘若你家不差钱，买了最好的马车，雇了众多的仆人，衣物铺盖干粮夜壶什么的，通通不用操心，你打算无论都要回家跟父母家人团聚，但是不好意思，上头发话了：加个班怎么样？
有些大臣加班是为了给皇帝拜年。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元旦大朝会，车驾坐大庆殿。百官皆冠冕朝服，诸路举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宋代大年初一要举行大朝会，文武百官都要参加，皇帝端坐于大庆殿，殿外广场上的文武百官、各国使臣、皇子皇孙在殿外排列整齐，在赞礼官的引导下给皇帝磕头高呼万岁。
这种活动可不能轻易缺席，老家不在京城的官员，回家过年简直想都不要想。反而老老实实待在京城，跟着皇帝吃香的喝辣的还比较好。
但有些官员就没有这么轻松了，需要在岗值班。这种活儿往往会落到新人头上。据宋人笔记小说《南部新书》记载：“御史旧例，初入台，陪直二十五日。节假直五日，谓之伏豹直。百司州县初授官陪直者有此名。”
嘉祐六年，25岁的苏轼应中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在制科考试中取得了第三等的最优成绩——制科考试共七等，其中第三等最高，因为一二等是虚设。苏轼的成绩不仅是当朝所有人中最好的，也是宋朝三百年间唯一一个。
成绩已经优秀到如此地步，刚进入官场也是新人一枚，过年值班毫无疑问交给了苏轼。为此苏轼写了一首诗记录。
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
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
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苏轼《守岁》
当时苏轼的父亲与弟弟都在京都汴梁，苏轼一个人外地过年，虽然心中落寞，但依然安慰自己明年还有年过，到时候再团聚也是一样的。
图绘除夕夜吃团圆饭、儿童点炮仗的情景
出于时间、金钱、行李、加班等方面的考虑，“就地过年”成为古代许多人性价比最高的选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情绪上。有些人苦衷作乐，在克服了最初的思乡之苦以后，从异乡的新年里找到了乐趣。
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某年冬天来到云南鸡足山，借宿在寺庙中。一日外出时僧人告诉他明日是除夕，徐霞客这才惊觉已到了年底，原来时间过得如此之快，自己离家万里，不由“为凄然者久之”。但很快，凄凉的心情被旅途中新的见闻冲散，徐霞客结识的新朋友，邀请他除夕夜到家中做客。
二三好友，围在一处烤土豆、煮青菜，粗茶淡饭却有滋有味；山中茅屋虽小，却古朴雅致，窗棂明净。这一年徐霞客在乱山深处度过了除夕夜，但他却觉得“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
新年的第一天，天还未亮时，他站在窗口向外看，满天星辰烨烨下垂，似触手可及，山下朝山者的火把荧然万点，彻夜不熄。便是月下瑶池，蓬莱风景，也不过如此了吧。
时间回到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有些人无法回家过年。但比起古人，我们已经幸福多了。既留之则安之，与其焦虑又愁苦，不如用一只口罩、用安全防护、用远方亲人的爱打造自己的此心安处。
毕竟健康与平安，是你与家中亲人对彼此最大的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