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1924～2012.05.14)，四川宜宾人，中共党员，中国古建筑学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
194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1950年，先后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201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1940年，16岁的罗哲文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少年时期的罗哲文当时并不了解营造学社的具体工作，可见到考题中有写字、画画等内容，觉得很有兴趣，便去投考了，并且成为众多考生中惟一一名被录取者，从此，罗哲文踏进了古建筑学之门。在这里，他先是为刘敦桢先生抄写整理《西南古建筑勘查》的文章，并绘制一些插图。半年后，梁思成见罗哲文在绘图方面有培养前途，便把他收作弟子，为自己绘图和整理资料。
恩师关怀
罗哲文师从梁思成、刘敦桢，踏进了古建筑学之门。
梁思成对罗哲文寄予厚望，像削铅笔、擦橡皮这样琐碎、细小的环节，他都耐心地向罗哲文传授经验，使罗哲文从入门起，就接受到最规范的训练。师母林徽因则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他补习英文。
罗哲文曾回忆说，梁思成先生对自己的关怀是方方面面的，不仅是学习，还包括生活。连“罗哲文”这个名字，都是梁先生帮自己起的。罗哲文原名叫罗自福，常被人取笑为“罗斯福”，于是，梁先生给他改名为“哲文”。
多年以后，罗哲文回忆老师说，“他们很爱护年轻人，给我印象很深。我现在也是这样，想方设法帮助年轻人多学点东西。”
1944年夏天，罗哲文跟随梁思成到重庆。梁思成用铅笔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标出盟军轰炸敌占区时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并特别提出了需要保护的日本京都和奈良古建的位置，由罗哲文用绘画墨水把铅笔所画的位置描绘清楚，地图及时交到美军手中，从而保护了京都和奈良的20余座国宝性古建，战后梁思成被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
助理研究
“我和他们就等于是一家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清华大学迁回北平(今北京)，清华大学出面请梁思成先生回母校创办建筑系，梁思成欣然同意，并与校方达成协议，由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合办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所，继续进行古建筑的勘查测绘工作。1946年，罗哲文随中国营造学社来到北平，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助理，同时在研究所里工作。那时罗哲文被称为“研究生”，即“助理研究”的意思。梁思成特别注重对罗哲文的全面培养，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为了让他把基本功学得更扎实，特许他少干一点杂事，并主动安排他旁听有关课程。罗哲文认为自己能够走到今天，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勤奋好学和吃苦耐劳;另一方面是缘于机遇，使他在青年时代得以追随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关于梁思成先生，罗哲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至今难忘的是他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的传艺精神，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手把手地教……”
“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先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为了避免受到牵连，很多以前与他联系密切的人都和他疏远了。一天，在医院刚输完液的梁思成却看到了久违了的学生罗哲文，梁先生高兴得几乎流泪。这次见面中，梁思成嘱咐罗哲文：文物、古建筑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功莫大焉。
罗哲文先生象许多文博专家一样雅好诗书。他喜爱作诗填词，但不是一般的吟花弄月与感时抒怀，而是“以诗为证”和“吟诗留史”。他的诗词主题紧扣古建生涯，具有淳朴清新的纪实风格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他自小喜欢书法，后来所从事的工作与书法有密切的关系，也为他的书法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罗老为人随和，朋友众多，又不收钱财，所以求书者络绎不绝。只要有时间，他就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而一些名胜古迹的楹联，则是他自己编撰的。如他为阆中张飞庙撰联：“为民做主巴西守，世代香烟恒侯祠。”他为伏羲庙撰联：“华夏文明三始祖，淮阳伏羲第一人。”等被收入当代作家洪亮主编的《璇玑词》中。
罗哲文先生称自己不是专业书法家，但其书法却集儒家的“中正平和”、佛家的“空灵清新”、道家的“质朴自然”于一身，充分展现出渊博学识涵养的潇洒气质，绝非一般尚论技巧之俗书可比。他对书法的爱好也影响了儿子，并最终成为了书法家。他的儿子就是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央国家机关分会副会长、文化部中国艺术品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联办公厅主任罗扬。
人物轶事
1950年，27岁的罗哲文结束了对古建筑的学习研究，被调任到文化部文物局任职，成为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也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文物保护生涯。全中国99个国家级的文化名城，每一座他都亲自考察过。1985年，罗哲文和郑孝燮、单士元起草文本，参加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使长城成为了被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1948年，林徽因对罗哲文说：“因为离得近，觉得总有时间去长城考察，反而搁置下来，现在是时候去看看了。”10月的一个秋日，罗哲文带上相机，搭车到南口，徒步登上八达岭长城，拍下了他的第一张长城照片。那天阳光充足，留在照片上的是发白的长城和它投射在山坡上的黑色影子。罗哲文看到的八达岭长城已是断壁残垣，方砖四处散落，周围荒草丛生、落叶满地。
1952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出开发长城、向国内外开放的建议。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修长城的任务交给了罗哲文，维修长城的第一站是八达岭。
罗哲文先乘火车到达八达岭车站，然后骑着小毛驴上山考察。后来他回忆道：“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经很晚。当时的八达岭满目荒凉，夕阳照着山上的长城残骸。我想起当年戍边的战士就在这儿待着，当年的长城一定非常的雄壮。”
第二次罗哲文去看到的还是倒塌的砖墙，破败荒凉。不过想到承担起了长城的修复工作，除了感怀之外，他更加激动，并作了一首诗：“断壁残垣古墟残，夕阳如火照燕山。今朝赐上金戎刀，要使长龙复旧观。”
为了方便考察，罗哲文和同事就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店里，每天骑着毛驴上八达岭。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后，他拿出了八达岭长城维修规划图，并请梁思成审定。梁思成给了他三个建议：要按照原状修;保护古意，避免现代化;要绿化，但不能在长城边上种高大树木，否则不利于保护长城，也影响观看效果。那张有梁思成审定签名的图纸，如今已下落不明，让罗哲文抱憾不已。
修复古建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用原材料修，这在长城修复中显得尤为困难。罗哲文和建筑工人们只好到山沟里收集一块一块塌下的青砖，从沙土里挖掘砖块。
1953年，八达岭长城修复完成，并于当年国庆节向公众开放。随后，罗哲文又参加了山海关、嘉峪关等段长城的维护工作。
人物成就
走遍全国文化名城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罗哲文27岁时调到文物局，开始了漫长的文物保护生涯。全国100多个国家级的文化名城，每一座他都亲自考察过。1985年罗哲文参加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使长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1952年，郭沫若提出修复长城，年仅28岁的罗哲文又担起重任，每天骑着小毛驴上八达岭勘察，反复斟酌后拟定了维修规划图。多年来一直为长城奔走的罗哲文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他还曾在2003年，以年近八旬的高龄，参加了对于汉长城遗址、楼兰古国遗址等的考察团，并穿越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
此外在2014年6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2处世界文化遗产和第46处世界遗产。“大运河申遗”最早也是罗哲文和一些老政协委员倡议的。
人物评价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曾撰文说，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能有今天的成就，除国家昌盛、政通人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一批能人志士为之鼓呼奔走，罗哲文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七十年来，他服务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初衷不改，老而弥坚。可以说，七十载矢志不移，七十载巧思笃行，俨然如文博苑中的花匠，尽心呵护着满园春色。
尽管已是建筑界泰斗级人物，但在老伴眼里，罗哲文还是那个“电话一响，背起包就走”的人。
“他是个小老头，个子矮矮的，今年已经86岁高龄，但依然有一半时间在飞机上，飞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忙碌得很，不停地出席各地的古建、文物专业聚会，提供咨询、论证和建议。”中央文史馆馆员舒乙与罗哲文有多年深交，他曾对罗哲文的生活常态做过这样的描述。
罗哲文大师在古建筑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大学问家、大智者。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能强烈感染影响周围人，他不以大师自居正是一种质朴无华、虚怀若谷的大师风范;罗哲文大师的敬业精神带动起一大批人自觉自愿地献身于古建事业之中，让这项伟大的事业得以持续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