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是近来的热门话题。2020年4月，发展和改革委明确，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内容，分为5G、特高压、城际高速与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个领域。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比，“新基建”不仅同样有为经济发展筑牢基础、拉动需求、创造就业的属性，同时因为具有新技术属性和可能成为未来核心支持产业的前瞻性，在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新基建”也被赋予厚望。
“新基建”新在哪里，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应遵循怎样的发展路径，政府在新基建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作为“新经济”的新基建是否会重演当年纳斯达克“互联网泡沫”的惨剧，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2020年11月13日，第十一届财新峰会“破解新基建”专题讨论就对新基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会专家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山东省副省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凌文，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潘锋，京东数科智能城市部总经理郑宇，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平安智慧企业副总经理、首席运营官张君毅。光大控股管理决策委员会委员王欧主持了专题讨论。
政府在新基建中的定位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中国在新基建发展方面的优势是人口多、市场大，以及产业配套能力强。但是基础研发和源头创新方面仍存在短板，要重视并加快补上数字技术基础研究的短板。在政府参与方面，以数字技术为主的新基建不适合作为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在投资回报方面，新基建与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建有显著区别，从经济学意义上，传统基建基本是由政府直接主导运营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新基建则是具有平台经济特性的技术或产品，一般由企业投资运营。新基建本质上属于一种由新技术支撑的一种新的产品。这些产品很多还不成熟，正处在成长期，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一般不要直接参与投资，而是由企业和风险资本进行投资。企业投资讲求回报和现金流，与政府此前投资的项目相比，新基建的弹性容忍度更低，因而也不适合由政府主导。政府更重要的是把市场秩序建设好，为新基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创造需求，如开放一些公共部门的信息，保护信息隐私，加大相关人才建设和培养，发展与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对于平台垄断性的问题，有一定的争议，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政府要促进公平竞争。
山东省副省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凌文介绍了山东省支持“新基建”的经验。他指出，山东省主要从四个方面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一是建机制，比如在省级层面成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专班”“5G网络建设和应用推进工作专班”等；二是搭平台，比如组建企业上云服务联盟、工业互联网协会、5G产业联盟等公众交流平台；三是出台三年的新基建行动方案推动工业互联网、云海大数据的发展；四是提升服务水平，有效地重视新基建。在“新基建”推动下，山东“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2016年的22%提高至2019年的28%，预计今年将突破3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将达到40.1%，较2015年提升7.6%，今年上半年进一步达到44.4%；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1.15万家，比2015年末增长近2倍。他还特别强调，新基建在长短期谋划当中，需要重视一些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方向性的转变。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潘锋表示，政府不应该直接参加新基建建设，而是要考虑如何推动这一进程，首先就是要为数据共享搭建平台。北京自2000年起启动了政府上网工程，提供云上服务。他指出，新基建需要数据的场景开放。如北京有顺义、上地、亦庄三个自动驾驶试点区域，区域的场景完全不同，而自动驾驶模型的训练依赖场景的开放。此外，他还强调要注意隐私保护。外界十分关注如何在不采集位置的情况下了解谁去过疫情发生区域，而这主要是依靠后台大数据能力，依靠大量线下调研员的协同合作。如何在保护隐私和产业带动中找到平衡点，是新基建场景所必须的。
京东数科智能城市部总经理郑宇认为，短期的新基建是偏向于应用型的，好的东西自然归有更多的企业投资建设。但同时需要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同时提供应用型技术。此外，这还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
中国的优势与挑战
以前，在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一直处于追赶者的角色。面对新的信息革命浪潮、新的经济发展动能，中国在部分领域已经在展现从追赶到并驾齐驱的转变，甚至有领跑的可能性。中国面临很多建立领先优势的机会，但同时也存在很多短板和“卡脖子”的领域。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中国在新基建领域又具有哪些优势和挑战？
平安智慧企业副总经理、首席运营官张君毅认为，中国发展新基建，在基础研究等方面存有短板，同时也有许多机会。一方面，中国是一个非常发达的移动互联网国家，这一前提使得很多技术可被迅速应用和推广，这也是其他国家短期内难以超越的，如移动办公数据化、远端服务都能够在中国得到最好和最快的实践。另一方面，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的协同、创新过程也是机会。例如中国的自动驾驶技术路线不仅仅考虑单车智能，而是结合整个基础设施创新。中国自动驾驶可以以比国外单一企业更快的速度实现推广和突破。政府和企业之间联动也是中国非常有机会的地方。此外，位列“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也是助力新基建的重要力量，这些企业的能力尚未发挥。他认为，无论是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企业，还是传统经济的巨型企业，若它们对外输出自身优势，对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化变革也是机会。
郑宇认为，中国和美国在新基建领域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占据了金字塔的塔尖，而中国在商业应用方面有大量的优势这得益于具有丰富的场景、数据，以及政府强大的推动力。在技术人才方面，中国的中高端人才数量有绝对优势，美国在高精尖人才的质量依旧具备先天性优势，不过这个差距正在缩小。在产学研一体化上，美国还是有连接能力的优势，许多企业和高校有大量的技术成功实现产业化孵化，中国正在朝这个路走，但是目前来看还是有一个过程。越来越多的核心技术将会从企业中研发出来。因为需要大量的场景和数据来打磨的技术，所以企业的角色不可或缺。
光大控股管理决策委员会委员王欧认为，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在新基建领域，中国至少不落后于世界其他两大主流市场美国和欧洲。当前中国在基础研发上还有“很大的欠账”，但在应用领域和新基建领域并不落后。中国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水平不落后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企业。网络技术安全是未来智能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比如，2020年9月，特斯拉内部系统遭遇“宕机”，全美特斯拉网络全面中断。互联网安全是OTA（Over-the-AirTechnology）的基础，没有互联网安全，OTA就是一个虚设。而中国在这一方面也不落后。
如何应对可能产生的风险
新兴产业的特征中高成长性与高风险同在，在看到巨大发展机会的同时，创新失败的风险甚至出现产业泡沫的可能性同样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参会嘉宾分享了对新基建产生泡沫可能性的看法。
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指出，移动通讯技术十年一代，这有很深的内在的经济关系，不是主观上随意定义的。现在中国运营商5G基站有70万个，以后还有90%的5G基站要部署；4G用户有10亿，第一年年底或者一年半的时间5G用户能够达到2亿人，此后还有至少8亿用户可以接受5G。高通预计，到2022年5G手机出货量将超过7.5亿部，到2023年全球5G连接数预计将超过10亿，比4G获得同样连接数的速度快两年。5G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孟樸认为，设计高铁和机场承载量的时候一定要超前部署，同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包括云、网、5G等都需要超前部署。
张君毅认为，投资时应把握两个衡量标准。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产出是否有经济价值的回报，当用这个标准去衡量的时候，就可以避免很多低效的、无用的重复投资。另一方面，还可用应用层验证基础层，即衡量基建能否助力实践达成效率提高、成本降低、绩效提升等成果。如果达不到，说明投资和创新也有泡沫化的情况。不断地进行类似验证和考量，能够避免泡沫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