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图
梁思成与林徽因考察古建筑。
一切都源于一部沉睡了千年、无人能懂的“天书”；一切又都源于两个生存轨迹截然不同的人，非要咀嚼这部啃不动的巨著。于是，已经沉沦的中国古建筑，悄然复苏，从北京开启了它的现代传奇旅程。
朱启钤与梁思成
——两位“盗火者”
1930年3月16日，一个极普通的日子，普通到史书上见不到它的一丝光亮。那时，紫禁城已经丢盔卸甲，成为一座废城，落满了鄙夷和厌恶的目光。就在这一天，位于天安门后身的十几间破烂不堪的西庑旧朝房，悄无声息地挂起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古奥的名字，让过路的人如坠云里雾中。
学社社长朱启钤，是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时代的人物，其最风光的履历该是北洋政府时期，官位高至代理国务总理，也曾当过北京市市长。眼下的他已是虎落平阳，变成了令人怜悯的绵羊。营造学社，人们自然也就懒得用眼皮夹它。然而这个蹊跷的创意，不仅改变了朱启钤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古建筑的命运。
巧合常常是传奇故事的媒妁。1919年，朱启钤受命以北方总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时顺便到江南图书馆看看，却意外发现北宋李诫所著建筑术书《营造法式》手抄本，共34卷。朱启钤大喜过望，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呀！议和破裂后，他辞去所有官职，费时7年花了5万多元，在学者的帮助下对手抄本进行勘校，并于1925年印刷出版。朱启钤把其中的一套送给了著名思想家梁启超。
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建筑系的梁思成，收到父亲寄来的《营造法式》，激动异常。梁启超在信中叮嘱儿子，希望他能够研究一下祖国的古代建筑。梁思成事后回忆道：“在一阵惊喜后，又带来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原来这部巨著竟像天书一般，无法看懂。”但他还是毅然改变了主攻方向，从此倾注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古建筑。人们不会想到，这位尚在青涩之年的莘莘学子，日后竟成为20世纪屈指可数的中国古建筑大师。
从清朝末期起我国便西风劲吹，古建筑更是沦陷于西洋建筑的强势合围中。人们热衷于西式房屋，中国古建筑渐被冷落。就连世袭主理清王朝皇家建筑200年的雷氏家族，到了清末第七代传人时竟然无事可做，被逐出紫禁城。
更岌岌可危的是，中国人的建筑天赋全然显现在手上，那些绝世技艺历来是口口相传，落在纸面上的极为稀少。当工匠们飘然尽去，也就是中国古建筑寿终正寝之时。不是吗，一座座国宝级古建筑，难敌岁月与战火的摧残，相继坍塌损毁，竟没人懂得修复技艺。更为悲哀的是，在世界建筑史上几乎见不到“中国古建筑”字样，傲慢的西方人不知道或者根本不屑于知道，这个东方古国还有建筑智慧。
一个官场失意的旧官僚——朱启钤，此刻站了出来。幸好，他并不孤独。1931年梁思成学成归国，满怀热诚地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团队。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破译《营造法式》，那里隐藏着中国古建筑华美灵魂的薪火，而朱启钤和梁思成就是盗火者。
营造学社的成长
那是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人们对自己国土上的古建筑到底有多少，各有什么价值，不同朝代都有哪些特点，整体发展脉络是什么，如何保护和修复……都茫然不清，悲哀的现实令人欲哭无泪。
很快，在朱启钤的感召下，营造学社集聚了国内相关领域最优秀的专家：梁思成出任法式部主任，建筑学家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考古学家李济、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建筑学家林徽因、杨廷宝等等都赫然在列，一时星光灿烂。
从这张颇为豪华的名单中你会明白，营造学社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不会仅仅拘泥于技艺层面，而是将其置于大文化、大历史背景之下，与众多学科勾连在一起，进行透视和解剖。中国营造学社之所以不叫中国建筑学社，玄机便在这里。朱启钤为自己殚精竭虑的修辞成果颇为得意，他常常不厌其烦地向人们宣示两个修辞之间的巨大差异。研究模式也呼吸着变革的清新空气，把研究典籍与现场勘查结合，突破了沉迷于书卷的古老成规。
你不能不为中国古建筑庆幸，在最为困厄的时间节点，朱启钤站在新时代的高地，引领中国古建筑研究的革命。
由朱启钤出资，我国第一个古建筑研究团体，就这样开始了其成长的旅程。
除了释读《营造法式》，他们急切地对全国重点古建筑进行调查、测绘和研究。首先从北京开始，专家们背着照相机、盒尺和笔记本，对故宫、太庙、社稷坛、北海、十三陵等近百处古建筑进行了考察。仅对北京中轴线上主要建筑进行的测量，绘制出数百幅图纸。
圆明园有一百多个主题景区，亭台楼阁数以千计，尽管大都损毁，但仍有大量遗迹存在，而它们依然是盗贼们垂涎的猎物。搜集史料、抢救遗物、测绘勘察、遗址保护……排山倒海的工作扑到面前。仅从圆明园抢运出的云片石就有一千车，那些有观赏价值的遗物则转运至中山公园供人们参观。1931年，营造学社举办了“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展出内容包括抢救出来的兰亭八柱与石碑、露水神台，以及青莲朵、青云片、搴芝石、绘月石四块奇石、石刻等，此外还有1800多件圆明园“样式雷”图档和18具烫样模型。这些国宝级文物，因营造学社竭力抢救而侥幸逃离覆灭的厄运。
这里还需补白的是，营造学社刚刚成立就听说，雷氏后裔因生活困顿四处兜售“样式雷”图档和烫样模型的消息。为防止这些文物流落国外，朱启钤首先出资收购，并呼吁各界竭力筹款，买下这批国宝。此后数年，营造社一直致力于搜集散佚市面的“样式雷”图档，然后转交北平图书馆收藏。
随之，他们又对华北地区137个县市的1823座古建筑堂、房、舍进行勘察，详细测绘206组建筑，完成测绘图1898张。
1940年，中国营造学社不得不迁往抗日大后方——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这是一段难以用文字梳理的艰苦岁月。工作条件简陋，专家们只能拿到够吃三顿饭的工资。因为终日劳累，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林徽因则有严重肺病，卧床不起，咳嗽不止。当时美国许多研究机构和大学都向梁思成夫妇伸出橄榄枝，请他们去美国执教，但是梁思成的态度很坚决：不去。怎么能在祖国最需要我们的时候离开故乡，去异国享福呢？
尽管被千山万水阻隔，因中国营造学社的卓越成就，李庄成为世所景仰的圣地，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西南四大文化中心。新中国则把李庄遗址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当时朱启钤留守北京，负责协调与各界的联系。日伪政府曾力邀他出任北平市市长，为日本侵略者支撑门面。朱启钤哑然一笑，托病在家，依旧浸淫在他的古建筑世界。
中国营造学社的成长，历经内忧外患的洗濯，每一页都是以忠贞的爱国情怀作底色。
无法复制的一道风景
1946年，由于财力枯竭，中国营造学社不得不停止活动。为了使中国古建筑的薪火得以延续，梁思成与营造学社同仁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和中国建筑研究所。
盘点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就，人们都会毫不吝啬地奉献出最厚重、最炫目的语言，那是中国建筑史上不会再度重现的一道绮丽风景。
15年间，大师们的足迹遍布15个省，220个县，测绘、调查、拍摄了2000多座建筑。基本摸清了中国建筑自辽代至清代的演变轨迹，积累了大量丰实的第一手资料，开创性地引入现代学术方法，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许多现今名扬海内外的珍贵古建筑，如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赵州桥等，均由营造学社首先发现其价值。
营造学社的成果在不断发酵。1945年春天，梁思成以国民政府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编制了一套沦陷区重要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塔、博物馆等，标在军用地图上，以防止打仗时遭到损毁。这个目录是中英文对照，附有照片，还发给当时仍在轰炸中国东部省份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1949年，受中共中央委托，梁思成主持编写了一份长达百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下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这两张名单，像硕大的保护伞让无数古建筑躲过炮火围剿，安然无恙地走进未来岁月。
中国营造学社历练造就了一代开山大师，其辉焰至今仍然抚照着这片大地：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邵力工、王壁文、卢绳……
中国古建筑复兴的现代传奇，起始于中国营造学社，它的故事却永远没有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