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传承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要学派。儒家所传承的以《五经》或者《六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不是一家一派的、或某一个宗教的经典，而是一个文明的经典，即中华文明的经典。自汉代以来，儒家在治国理政、追求长治久安方面的基本观念被中国的历史所选择，受到普遍认同，绝不是偶然的，是以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为基础的，也显示出儒家的基本观念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两千多年来发展的需要。
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国人生存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是弥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是一个乡村宗法共同体的社会，是以家族为主要形式的生活共同体;中国又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重视统一、秩序、凝聚和团结。儒家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适合于这些社会文化的需要。
儒家文化自古以来重视人的德性品格，重视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历来高度推崇那些有精神追求的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人士，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更重要;孔子又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都是认为道德信念的信守和道德理想的坚持不受物质条件所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比生命还重要。儒家的这种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了崇德尚义的气氛。在这种精神追求下，通过古代的精神文明规范体系“礼”，而形成了中华“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
儒家适合中国社会的需求因而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从先秦两汉开始儒学就不断地传承中华文明的经典，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所以，儒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我们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是由不同的兄弟民族的文化共同构建的，但如果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方面看，我们不能不说儒家的文化和价值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发展，必然有一伟大的力量寓于其中。这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民族精神，它是给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内在的东西。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中华文化中的一套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应当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
儒学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儒学在历史上对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发挥了主要的积极作用。儒学在形成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儒学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
儒家创始人孔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这是孔子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自然地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所以如何对待孔子，是一个涉及到民族文化的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习总书记的曲阜讲话高瞻远瞩、立场鲜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应当肯定，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主题是现代化，单靠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完成这一现代化的任务，单靠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但这绝不等于说只有打倒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现代化，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自发地引导中国走入近代化社会，但中国文化的传统不必然与模拟、学习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冲突，东亚各国在学习现代化中的成功就是证明。
如果从科学与民主来看，孔子本来非常重视好学博学，宋代以来的儒学特别强调格物致知，这些都为近代中国接引西方科学的输入奠定了基础。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虽然并未历史地发展为民主政治的设计，但在价值观上是可以通向民主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没有冲突，是可以融合的。
尤其是，战后东亚儒学文化圈内各国的经济起飞和中国经济90年代以后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并不需要先经过文化的自我革命才能实现现代化，受儒家文化滋养的社会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空间实现现代化。
当然，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儒学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但儒家文化所熏陶的人士也重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近代以来的儒家士大夫如林则徐、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是主张开放改革的仁人志士，百年来追求救国救民、追求民族复兴的人往往都在其人生中践行了儒家倡导的精神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籍、精神的提升，道德的指引”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引导心灵稳定、精神向上、行为向善、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文化有其自己的价值领域，那种把文化问题总是联结到现代化、全球化的单一思维应当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