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和骨干的儒学，一直传承至今。而在这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中最具特色、最具实践功能的一门学科，与儒学相互影响、彼此渗透。
儒家与中医具有同源性
“儒”和“医”血缘相近，同源于“巫”。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知识分子——“巫”。在氏族社会中，巫掌管着包括医疗在内的所有重大活动。因此，巫既是术士的专业，也是人类分化出来的第一个知识领域。“儒”较早从“巫”中分化出来。殷商时期的“儒”，专门为人相礼，掌管祭祖事神，办理丧事，李泽厚说儒家文化具有“巫史传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的。与“巫”“儒”分化相对应，随着医药的发展，在东周时期“医”和“巫”也开始分业，《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战国时期）已经提出了“信巫不信医，不治”的说法。
“儒”与“医”不仅在起源上有近源关系。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中医学的人文因素也越来越丰富。中医不仅用人体的术语来解释自然现象、生命现象，也逐渐用社会政治伦理的术语来解释生命现象。比如，在中医药理论中君心为君、臣脾为臣，将相、尊卑大小等社会术语无所不在，这样人体生命俨然成为一个完整的伦理社会。政治伦理观不仅是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医理论的支柱之一。
正是两者的亲密关系，我们对一部分行医者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儒医”。儒医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载体，作为医生队伍中的特殊群体，他们身上体现了儒学和医学的双重特性，集中反映了“医儒同道”的文化色彩。
“儒医”的称谓最早见于宋代洪迈的《奕坚志》：“有薪人谢与权世为儒医”。当然，就历史事实看，从汉代以来，各个时期都有儒医的代表性人物。两汉隋唐，经学兴盛，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皆是儒医的代表。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这是一部总结汉代以前临床医学成就的专著，确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原则。华佗是东汉医家，他精通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尤其擅长外科，素有“外科鼻祖”之称，他发明的“麻沸散”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创举。葛洪是东晋时期的医家，他强调“儒道互补”，认为道家要采取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才能达到长生的效果。隋唐时期的孙思邈对医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特别强调医生的医德，并在临床各科、食疗、养生和药学方面都有很大成就。因为他对药学的贡献卓著，故被后人尊为“药王”。
宋代以后，理学兴起，儒医随之有了新的转向。如北宋哲宗时期的太医刘温舒，继王冰之后，重新开启了中医学的“运气”之说。在此基础上，金代的刘完素使运气学真正成为了医学新理的一部分，他提出“医家之要，在于五运六气”，主张“六气皆从火化”，因此临床用药多主寒凉，后人称之为“寒凉派”。
与宋儒为学之道相比，儒医开始提倡以“己意”注释古书，例如朱熹补《大学》“格物致知”之传，刘完素则在《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里添“燥气为病”一条。清代朴学兴起，一些经学家把研究方向放在古医籍的考证、校定、注释上。
到了清代，儒医研治《黄帝内经》，考证严谨，推理缜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历代《黄帝内经》注家在校勘、释义上的不足，取得较大成就。受朴学风气的影响，不少医家纷纷起而效法，运用考据方法对中医经典进行注释整理，如柯琴、薛雪、吴塘、王清任等。
以上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儒”“医”的关系，就儒家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还体现在理论、思维、医德等具体内容上。
阴阳整体观对中医理论的影响
《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阴阳”说出自儒家经典《易经·系辞》，“五行”说始于儒家经典《尚书·洪范》。这种思想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整体观，从宇宙的整体推到人身的整体。
《易》是中华文化经典的源头活水，也是儒家“六经”之首。《易经·系辞》认为宇宙的形成，始于“太极”，“太极”分为阴阳，阴阳合而后万物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此处以阴阳之对立统一，从自然联系到人身的结构形态和功能活动。《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古人在生活中看到地面湿气受热蒸腾而上为云，云又遇寒气下降而为雨，天地之间相互沟通，所有的事物变化形成一个整体。人处于天地之中，秉天地之气，因此人也是宇宙的组成部分，与宇宙一起形成一个统一体，由此凡是宇宙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证实了宇宙的变化对人体的影响。
“阴阳五行”说不仅具有整体观，而且具有动态观。阴阳五行均系运动不停者，其对立、转化、滋生、制约均无静止不变之时，《黄帝内经》在各种疾病的转化、转归以及疾病的治疗中看到了这些理论。中医长期以来运用这些理论，在治疗上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时掌握变动的重点，因为疾病本身就随着人体与病邪错综复杂的斗争，不断变化，治疗不能以不变的态度来对待万变，必须随其变化的重点，根据矛盾转化的主要方面，以变应变。
中庸之道对中医学的影响
儒家的中庸思想源自古代的“中和之道”，这种思想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而“中庸”一词始见于《论语·雍也》，即：“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也就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和哲学观念，是孔子吸取了历史文化并加以改造发展形成的思想体系。
尽管中医学理论体系综合了道、儒、阴阳在内的诸家学说，但从其理论框架的独特性以及中医学思维模式看，中医理论体系渗透着以“中庸”为基础，以人学为核心，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儒家文化。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兼收并蓄、博采众家的学术特色。《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它在综合古代哲学、天文、气象、历法、生物等多方面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医学体系。这一过程与“中庸”的“中和”特征相契合。
中庸的“执用两中”以致中和的理念，对中医临床的生理病理及诊断治疗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庸观在中医学中体现为机体协调观，在生理上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脏腑阴阳、经络气血之间保持协调，人身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而这种协调一旦被破坏，人体即进入病理状态，因此在治疗中，掌握中庸的“度”非常关键。在中医临床中，掌握“中节”、“中”与“和”有着积极普遍意义。例如，中医在具体应用治疗八法时，都力求以中为度，如汗而勿伤，下而勿损、温而勿燥等。
中庸思想还与中医的辨证施治有密切关联。在中医的临床实践中，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针对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病人的年龄、体质、病情的发展等，在一定范围内，对方剂进行加减化裁是必须的。这是从整体着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机动而有预见性。
中庸思想在指导中医养生学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中，对中医养生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适应环境、调和情志、适当运动、调节饮食、房事有节等五个方面，即在整体的和谐、饮食起居的适中、运动及房事的适度等方面，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养生保健。
儒家伦理思想对医德的影响
儒学文化的核心是“仁爱”，是“成人”，关心“人”本身。关注人的身心和谐，人人和谐，“天人合一”是儒学的目标和指归。中医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人的生命，因此我们把救助人的生命健康的医学称为“仁术”。也就是说，中医学不仅是医疗技术的运用，而且更具有道德属性。“仁术”反映了医生对生命的高度尊重与敬畏。古代医家在道德观念基础上，扩展论述了学医习业、治病救人，医生之间、医患之间、义利观念等具体内容，构成中医医德的思想体系。
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发展，也积极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例如，“知医为孝”是医学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被很多医家所认同和推崇。再如，医家坚持“上医医国”的观点，这表现医家受儒家修身治国观念的影响很深，也说明中医学不仅仅要求医者医疗技术高超，还要求他们像儒生一样，有能力解决从皇帝到百姓的病痛，解决社会基本问题，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宋代以来，有儒、医融合的现象，这也进一步说明两者的文化基因具有统一性。例如，林亿等校对《针灸甲乙经》时，认同了皇甫谧的观点，认为医学是儒生必须拥有的知识，只有习医才能真正地通天、地、人，才能成为大儒。再如，医者在谈论医学的时候，也喜欢把医学和儒学做比较，把习医和为儒看成同等重要的事情。有的医家仿效孔子“正身”“修己”的说法，指出“正己”是进行自我道德修养，“正物”是针对病情正确处方用药。
这些现象都再次表明，儒家文化与中医学无论从起源、理论、历史还是未来发展，都是融通共存，互相成就的。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发展趋势，才能更好地将两者相结合并进一步发展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