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考古专业“机缘巧合”的相逢
田凯考大学是在80年代初，当时喜欢美术的他历史成绩也非常好，在上一届一个考上北大考古系的师兄的引导下，他接触到了这个专业，虽然知之甚浅，但是已经被它深厚而传奇的内容深深的吸引，成绩优异的他在认真备考之后被北京大学考古系专业录取。在当时，考古这个专业是个冷门，在国外考古学也叫人类学，其实它是一个基础学科，是显学，是研究历史学、人文学等学科门类的基础，通过这个学科能够为他们提供很多新的资料和观点，有的研究甚至改变了人类对历史的认识。
河南博物院：在网络时代打造“文化麦当劳”意识形态
网络时代全国的博物馆都在逐步改变自己的形态，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作为一个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地方，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博物馆是不是圣殿的问题，这个答案无疑是确定的，它的神圣性是人类几千年所赋予它的，无论怎么传播都不能破坏它的严肃性和神圣性。
田凯院长介绍到，“全国每个博物馆的文创和传播方式方法应该是按照自己的特点来制定的。河南博物馆一直在做文创方面的工作，他们一直在考虑如何利用现代媒体进行传播？目前，在郑州四中，少儿图书馆，实验中学都开辟了历史教室的分场，自己生产一个文化传播的版块，然后形成一种传播的模式，对中学老师进行培训，将他们作为志愿者配合进行传播。
目前，我们想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做一个文化育苗基地，正在和实验小学在洽谈，利用互联网、微信平台进行传播。”
田凯认为，对于博物院的宣传，除了自身传播以外，人和活动的传播力度和效果远远更盛，但是鉴于自身的力量有限，他们更希望活字印刷、古代建筑等传统文化“从娃娃抓起”，以讲座、教学、模具、活动、制作等不同形式做成资源包，先在博物院的历史教室进行演练，修改成熟之后让中学老师和志愿者进行观摩，然后教给孩子们。其实就是把比较深奥难懂的文化通过一种更活泼、灵动、更易接受的形式进行传播。
用文物鉴证历史“隔海相望”66载再聚首
河南博物院和港澳台之间的关系一直保持良好，甚至和台北历史博物馆称为“兄弟馆”。1937年，日本侵华时，当时址在开封的老河南省博物馆南迁，辗转武汉、重庆，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把5000多件文物运到台湾，当时同去的河南人随即成立“古物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着那些文物，1955年，那一批文物被整体移交至历史博物馆，直到1998年河南博物馆和台湾历史博物馆建立起联系，双方正式建立起兄弟馆的关系。双方一方面对运台文物进行整理，特别是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新郑大墓的文物等，共同搜集资料进行研究。因为双方的文物不能见面，但是双方合作出书，让这些宝物在书上见面。另一方面互办展览，河南博物馆前往台湾办的中原帝王秘宝展，台湾来郑办的张大千作品展，都引起广泛影响。
2016年1月，一批同出于河南的盛唐之器“唐三彩”，此前曾“隔海相望”，分离六十六载。首次在河南博物院展出，来自海峡两岸文博机构和高校的40余位古陶瓷及低温釉陶领域的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
目前，双方正在运作明年河南博物馆收藏的玉器运送到台湾的展览。台湾一些来自江南制造局的作品也将会破冰运回来展览。2014年，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来河南洽谈，联合福建博物馆、广东博物馆发起了“客家文化博物馆”联盟，河南博物院作为首届盟主在开封召开成立大会。
河南博物院院长田凯访谈：保护历史文物留住民族“乡愁”
关于考古不得不说的那些事儿
田凯院长笑谈起时下兴起的“盗墓风潮”，“盗墓和考古是两回事，盗墓只是为了采宝，考古是一种科学的研究，除了墓葬，还有遗址，比如我们居住的房子，现在的考古学更加深入，包括美术考古等分门别类。用马未都讲座的形式来普及考古等科学知识是很有效的一种方式，现在考古学里有一个分支叫大众考古，意思是让大众参与认知的考古，它其实是一种分层和分事的方法，在很多其他的研究和日常生活中都很有好处，比如在图书和人类学上都有一定的借鉴性。”
日前，故宫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逆袭”，点击量居高不下，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田院长充分肯定了老牌博物馆和用新媒体传播走进大众视野的方法，认为这在是一部拍摄非常精美的作品，修文物是中国传统文物的一种手法和工艺，涵盖了很多“工匠精神”在里面，体现了文物保护的意识，还能让人们增加一种对具体事务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社会上流传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的接触到真正的传世珍宝，河南博物院致力在传统修复手段和现代化学手法上对文物本体的分析和加工，修复过程中力争做到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和记忆。过去只是修复，现在更多的是考古学的修复，不仅修复，还将缺失的颜色进行补救，更多的是预防性保护，延缓文物自身的破坏，从温度、湿度、光照、空气质量等环境进行预防，延长文物的寿命。
留住古址诠释“乡愁”
有人说城市的拆迁加速了古建筑的遗失，作为全国范围内的问题，这不仅在城市存在，农村也存在。习主席说，文物古迹是保留城市发展和乡愁的巨大依托，保护文物也是政绩。国家文物局出资保护古村落等，但这些举措远远赶不上城市建设拆迁的速度。
在谈到城市文化遗产——地名的变迁时，田院长谈了自己的看法，一个地方的地名也是城市发展的编年史，地名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有关联。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很多自由路，民主路等路名，解放以后出现了解放路等，文革和改革开放都有带有当时色彩的路名出现。
很多新城区落成会参照美国第几大街等名字的取法，虽然利于寻找道路，但是中国作为几千年文明古国，地名体现了不同地方的特色和文化，所以取地名更应该慎重，一方面尊重历史，保留文化，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特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