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前后绵延三百年之久的唐代以兵强马壮、鼎盛繁荣而享誉世界，其不仅体现在先进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浩大的帝王陵墓建筑方面。与大唐盛世一样，唐代帝王陵墓在中国帝王陵墓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呈现出独具一格和别具匠心的建筑特点。
一、因山为陵而建、气势恢宏壮观
自武德元年（618）李渊建立唐朝以来，前后共有21个帝王执掌政权，他们大部分的陵墓都建造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黄土原和北山岭的顶部。这种陵墓建造布局，主要的着眼点在于倚山背原，舒展两翼，并且隔渭河与都城长安遥遥相望，体现出强盛唐王朝的恢弘气势。因此，唐代帝王陵墓建筑的首要突出特点便是“因山为陵”。比如唐昭陵所在的陵山海拔1188米，为世界海拔最高的帝王陵墓，其也开创了唐代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
关于“以山为陵”的缘由，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十年（636），文德皇后临死之时，曾告知唐太宗在处理她的后事时务必厉行俭薄，“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文德皇后葬后，唐太宗在石碑上撰文云：“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唐太宗因九嵕山层峰而造昭陵石宫，并诏令子孙永遵此法。依山为陵的营造方法，是从半山腰开凿墓道和墓室到山体，其中以石砌筑，坚不可摧，此种墓制，较之秦汉时期积土为冢的陵墓“方上”，显得更为坚固和安全。
实际上，唐初“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不仅仅考虑的是厉行俭薄，也意在防止盗贼，唐初政治家虞世南曾上书唐太宗，云：“自古及今，……未有不掘之墓。”所以，唐初建造帝王陵墓时“以山为陵”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充分利用山岳的雄伟特征以防备奸佞之徒的猖獗盗掘。又比如位于陕西乾县城北6公里梁山之上的乾陵，其前后历经23年的修建方才基本完工。弘道元年（683），唐高宗李治驾崩之时，云：“天地神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表达了希望将尸骨埋在京师长安关中地带的遗愿。在遗诏中，其云：“陵园制度，务从节俭。”
文明元年（684）五月，遵照高宗遗愿，武则天命睿宗护送高宗灵驾西返京师长安，安葬于梁山之上，号曰乾陵。神龙政变之后，武则天退位并请求自己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将她以唐高宗皇后的身份附葬于唐高宗的乾陵。唐中宗答应了母亲的这个请求。这样，乾陵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对于唐代帝王依山为陵的建筑特点，在宋人游师雄编撰的《昭陵图记》中，他认为此类建筑方式可谓事半功倍，云：“余观自古帝王山陵奢侈厚葬莫如秦皇汉武……秦陵才高50丈，茂陵14丈而已，因不若唐制因山也。昭陵之因九嵕、乾陵之因梁山、泰陵之因金粟、唯中峰特起……民力省，而形势雄，何秦汉之足道哉！”
二、墓室建造复杂、陪葬物品奢华
唐代帝王陵墓的另外一个建筑特点是墓室内部结构相当复杂，并陪葬有大量奢华的生活和艺术物品。比如昭陵是由唐代当时著名的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两兄弟精心设计、督造完工的。阎氏弟兄均是唐代建筑家、工艺美术家和画家，他们出身于工程世家，对工艺、绘画造诣颇深，绘画以人物、树石、禽兽见长。在设计昭陵的平面布局时，阎氏兄弟精妙构思，破旧立新，既没有采用秦汉以来帝王墓葬“坐西向东”的传统模式，也没有依照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潜葬”之制，而是按照唐太宗生前的内心祈愿，刻意仿照现实中唐长安城的建制结构悉心设计完成的。昭陵的陵寝类似于长安的宫城，如同皇帝内宫一样绚丽奢华。玄宫位于地下，在地面上围绕山顶堆成建为方型小城，城四周积有四垣，四面各有一门。
据史料记载，昭陵玄宫建筑在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其深达75丈，石门五道，中间为正寝，也就是停放棺椁的地方，东西两厢排列着诸多石床。石床之上则摆放着若干石函，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殉葬品。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用三千块大石堆砌而成，每块石头大约有二吨重，且石与石之间相互关联铆箍。在昭陵当中，陪葬物品包括唐三彩等许多当时的皇家珍玩宝物，又据传名闻遐迩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亲自手书的《兰亭序》真迹就随葬在昭陵之中。对于昭陵玄宫辉煌壮丽、结构复杂、藏品奢侈的景象，唐代诗人杜甫曾作《重经昭陵》一诗，云：“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
据《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陵墓之外还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华美宫殿，栽植了数量繁多的苍松翠柏，足见这个“山下宫殿”内部寝殿层层进深和宏丽壮观的情景。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时，也曾记载说：“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对昭陵内部复杂的建造结构和奢华的陪葬物品咋舌不已。除昭陵之外，又如在乾陵当中，墓葬内雕刻有瑰丽奇绝、绚烂多彩的各种壁画，其中的《马球图》、《出猎图》、《客使图》、《仪仗图》、《观鸟捕蝉图》等，均生动反映了唐代时期的建筑风格、服饰文化、体育活动、风俗习惯、外事往来等生活场景。
三、从葬陵墓众多、极富园林特色
除了上述两个建筑特点之外，唐代帝王陵墓仍需提及的一个显著建筑特点便是从葬陵墓众多、极富园林特色。唐代帝陵实行陪葬制度，一座皇陵往往有十几甚至几十座陪葬墓。无论是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高宗李治的乾陵，还是中宗李显的定陵、睿宗李旦的桥陵等，每一个陵寝都有很多的陪葬墓，其中，昭陵有陪葬墓180余座，乾陵有陪葬墓17座，定陵有陪葬墓15座，桥陵有陪葬墓12座。
唐陪葬墓制度源自汉朝，太宗贞观十一年（637）诏令：“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赐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贞观十九年（645）又诏令“许陪葬者子孙从葬”。所以自初唐至盛唐，诸帝王陵都有陪葬墓，以此形成了一个包含有众多陪葬墓在内的极富园林特色的帝王陵墓建筑群。
比如昭陵占地34万亩，是世界最大的皇家陵园，陪葬墓多达190个，陪葬人数超过200位，是世界陪葬墓最多的帝王陵墓，主要包括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裴艺、高士廉、房玄龄、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新城公主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15人之墓。这里以温彦博为例略述一二。《新唐书》中记载温彦博“通书记，警悟而辩。开皇末，对策高第，授文林郎，直内史省。隋乱，幽州总管罗艺引为司马”；“入唐后，唐高祖时为中书侍郎、中书令，唐太宗时任尚书仆射。聪悟有口辩，涉猎书记……彦博性周慎，既掌机务，谢宾客不通，进见必陈政事利害。帝数褒美之。卒，谥恭”。
青年时代，温彦博就与其兄温大雅、其弟温大有因为出众的品行、果敢和学识闻名于世，人称“三温”，尽管他曾经历过突厥流放阴山的不幸遭遇，但温彦博刚直不阿、意志坚定，最终成为与魏征、房玄龄等名臣共同辅政的宰相之一，死后获得了陪葬昭陵的特殊荣誉。细究缘由，唐代帝王陵墓建造时之所以设计如此的陪葬墓布局，主要意欲体现“至高无上”的王权气概，也反映出皇帝与大臣之间“义深舟楫”的关系，带有强烈的“荣辱与共，生死不忘”之意。平心而论，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唐代帝王在成就事业之后，既没有心生恶意滥杀功臣，也注意维护臣子晚节，更希望能与群臣安葬于一处，达到“永世相依为命”的目的，反映出初唐和盛唐时期国势蒸蒸日上，君臣团结一心的态势。
然而，自“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日趋恶化，朝廷政局严重不稳，人际关系渐显淡薄，唐之国势由盛到衰，体现在帝王陵墓上，便是丛葬陵墓的逐渐减少和消失，比如玄宗李隆基的泰陵仅有一二座陪葬墓，后期多数帝王甚至连一座也没有，至此，奢华绚丽的唐代帝王陵墓建筑群便一去而不复返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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