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面具有独特价值。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纳入全国数字治理体系，成为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迫切需求。
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
在当下，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的保存、传承、研究和利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
文化遗产的数字展示与活化利用。通过虚拟现实、3D打印等技术对不可移动和可移动文物进行数字化，以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实现云展览和异地展示。敦煌研究院经过长期探索与研究，形成了一整套针对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的关键技术和工作流程，积累了超过300TB的数字资源，为壁画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在此基础上开发“数字敦煌”平台，使用VR等设备帮助观众寻境敦煌。
最近郑州市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黄河：长河灵岩”展览，则运用3D打印技术按照原大尺寸高精度复原云冈石窟第12窟，为观众带来承载千年石窟艺术的视觉盛宴。与形体和数据量较大的不可移动文物相比，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技术运用则更加成熟、广泛，由其衍生出来的数字藏品、文创、游戏等数字化产品，早已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故宫博物院开发有全景故宫、数字文物库、故宫名画记、数字多宝阁等数字化展览，针对青少年还打造有《皇帝的一天》APP及《故宫大冒险》等动漫互动游戏，故宫日历、口红、服饰、摆件等特色文创，走出了故宫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路径。
数字化技术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传统的文化遗产保护包括修复、保护、研究几个方面。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文物碎片进行扫描，基于算法和大模型的训练，可以实现不同器形的识别，以及器物的拼对与虚拟复原，再利用3D打印技术实现器物的修复。在数字摄影与检测技术的支持下，对壁画、纸质文物等保存现状进行高精度扫描，利用AI自动识别病害区域，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已有团队基于数字化技术，对甲骨文开展数字缀合，将散落世界各地的甲骨碎片数字化后进行拼合，极大地推动甲骨文的释读与研究。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箭扣长城、故宫灵沼轩等的数字化修复，用可视化手段记录修复的全过程，项目平台上实现了不同修复部位的对比、3D拆解等，对推动保护理念的创新、遗产本体建造技术的深入研究等提供了科学支撑。
数字赋能推动文化遗产的传播。文化遗产传播的传统手段主要有基于文字、图像等形式的报告、图录、报纸等媒介。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人人皆可成为文化遗产的传播者和二次创作者，传播的媒介也更加丰富，短视频、纪录片、3D影像等逐渐成为主力。互联网技术也进一步提升了文化遗产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网络上的关注度持续攀升，其影响也遍及全球，逐渐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重要窗口。龙门石窟奉先寺佛首、“文昭皇后礼佛图”等运用三维数字技术，通过“数据聚合”方式实现流散文物“身首合一、数字复位”的数字化成果，开拓了海内外流散文物数字化回归新途径。数字化技术为构建全类型、全链条、全媒体、全方位的宣传传播体系创造可能，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治理
数字技术的推广，扩充了文化遗产的内涵，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治理带来挑战。
首先，数字化的文化遗产亟需加强保护。基于传统文化遗产衍生出来的数字遗产，正逐渐成为让文物活起来的新质生产力。基于算法、大数据模型的数字文化遗产及相关技术的保护、文化遗产数字衍生品的知识产权隶属等问题，应加强数字文化遗产证书的开发，在法律层面得到有效保护。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参与到数字化文化遗产的共享和开放存取中来，通过数据开放获取和共享使用等方式提高数据利用效率和扩大文化传播范围，文化遗产传播领域的数字安全问题愈加凸显，可以及时引入区块链等新技术，为数据共享和开放存取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技术保障。
其次，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纳入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利用数字中国、文物一张图等的建设，将文化遗产纳入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建立保护范围电子围挡、明确主体责任，结合国土资源遥感卫星监测、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监测系统等，提升文化遗产的管理、监测和保护能力。
再次，在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考古管理平台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标准、开放共享的文物数据库平台。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搭建三维数据模型、RTK测绘、低空无人机摄影、遥感卫星影像等数据的数字化技术在文物普查、田野考古中的运用得到普及，部分考古机构开发有田野考古发掘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发掘数据的采集、管理与综合分析，为发掘报告的编写、发掘资料的深化研究提供了便利，但这些平台多限于单位内部使用，全国性平台的开发有待实施。
最后，推动文物和考古研究资料的数字化。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关键在于研究。大部头的田野考古报告、精美的文物图册，高质量印刷的初衷是提高出版质量、便于知识的保存和延续，但昂贵的价格让不少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望而却步，某些程度上阻碍了其传播与研究。目前已有基于单位用户开发的数字资源、文物出版数字产品矩阵、科学文库历史考古书籍的数字化等，开拓了文化遗产领域数字图书资料传播的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