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遗产是中国精神的重要标识和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坚毅刚强的开拓精神、文明开放的共生精神和济世安民的人文精神，不仅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和平共处、交流融合、文明互鉴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更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我认为，敦煌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精神标识和中国智慧，对于我们思考文化强国建设有三点重要的启示。
首先，敦煌文化遗产呈现着中华民族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
丝绸之路的贯通、河西地区的安定、敦煌的开窟造像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开拓精神。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使“丝绸之路”全线打通。河西之战扫清中原通向西域的障碍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王朝采取“列四郡、据两关”的举措，行政上在长1200公里的河西走廊上自东向西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军事上在四郡北面修筑长城，敦煌西面设置玉门关、阳关，并征召大量士兵在此戍边和屯田。两关设立后，敦煌成为汉王朝和西域往来出入的西大门，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与此同时，汉王朝籍此从内地向敦煌和河西走廊移民，移民中有世家大族、文人学者，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的农耕和水利灌溉技术，还传入了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为莫高窟所代表的敦煌石窟群的创建，打下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
放眼敦煌石窟史，有无数体现开拓精神的人物，既有张骞、霍去病、班超、裴矩、裴行俭这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有普通的屯兵戍卒、勋官骑士、行客商贩、农夫工匠、画工歌伎，更有求法护法的高僧，如法显、宋云、惠生、玄奘、慧超等。据唐代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最早的两个洞窟，是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由乐僔和尚和法良禅师先后创建的。此后无数无名的打窟匠、画匠、塑匠，在公元4-14世纪一千年间持续开拓创造了敦煌莫高窟，在1700多米长的崖面上，至今保存洞窟735个，塑像2400多身，壁画45000平方米，使莫高窟成为举世无双的佛教石窟艺术群，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宝库。
敦煌文化遗产中，记录了这些伟大的开拓者的足迹。莫高窟第323窟佛教史迹壁画中，画上了“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大夏问佛名号”的主题。巴黎图书馆藏编号为P．3532的敦煌遗书《往五天竺国传》中，记录了僧人慧超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到过安西（即安西都护府）。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定州开元寺僧人归文（见藏经洞S.529所存同光二年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等状）、鄜州开元寺观音院僧人智严（见S.5981《同光贰年鄜州开元寺僧智严巡礼圣迹后记》）在前往西天求法途中亦曾驻足敦煌。僧人归文的状文说，到达灵州后，变卖了身边衣物，购得两头骆驼，准备西登“碛路”，他陈述自己的心境时说：“此后由想平沙万里，云峤千寻，鱼鸟希逢”。这些僧人明知碛路险，偏向碛途行，为寻求佛法，生命在所不惜。这些开拓者、建设者和求法者，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刚毅的开拓精神，昭示着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坚强性格。
其次，敦煌文化遗产呈现着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
敦煌位于中国西部边陲，是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汇处。以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藏经洞文献为代表的敦煌文化遗产，既以中华文明为本位，又以开阔胸襟和恢宏气度，广泛吸纳、融汇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中亚文明等多种外来文明，体现出开放、包容、互鉴的文化特征与共生智慧。
敦煌文化遗产不仅保存了中国的建筑、历史、文学、绘画、音乐、舞蹈、医药、礼仪、民情风俗和典章制度等石窟艺术和文献，而且融汇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元素。最有代表性的，如5世纪上叶的洞窟中绘有希腊爱奥尼亚柱式，是中亚接受了希腊文化后又影响敦煌的结果。莫高窟早期禅窟、中心塔柱窟等洞窟的建筑形制，彩塑和壁画中的佛陀、菩萨形象，及象鼻人身的毗那夜迦天等印度教神祇的图像，融合了犍陀罗、马图拉和笈多等不同元素的艺术风格，以及大量佛教译经，这是来自南亚印度的影响。壁画中身着不同服饰的各国国王形象，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壁画中表现的康国女子表演的胡旋舞，这是中亚文化的呈现。莫高窟出土的波斯银币、藏经洞出土的波斯摩尼教经典、祅教女神图像、景教经典，这是来源于西亚波斯文化的影响。公元十世纪绘画的中国著名佛教圣地“五台山图”，描绘了朝鲜半岛“新罗王塔”“新罗送供使”“高丽王使”的形象，是东亚古代文化的反映……这些例子都说明敦煌莫高窟是中西多种文化多元文明交融荟萃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和恢宏气度。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社会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敦煌文化遗产就是体现“丝绸之路精神”的典范。
再次，敦煌文化遗产呈现着中华文明济世安民的人文精神。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敦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伴随着古丝绸之路的兴盛和繁荣，东西方文明在这里长期持续地交融荟萃。不仅有外来文化的引进来，也有中华文化向更广阔地域的传播浸润。历史上由敦煌传入西域地区的儒家经典、律法、医学和蒙书，对应着中华民族的哲学理念、社会正义、人本情怀和育人智慧，体现出中华文化济世安民、泽被四方的人文之光。
第一，佛教传来之后，与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相互影响。敦煌藏经洞遗书中保存的儒家经典写本，共有30多种，300多件，抄写年代为六朝到五代宋初。近年来，西域出土了不少儒家典籍，在新疆火焰山南部的戈壁滩上，发现一片墓地，其中洋海1号墓地的墓主人名张祖，在他的墓中发现了一件典籍写本残页，一面写《论语注》，另一面写《孝经义》，是现已失传的古书。此墓中还发现了约三张纸篇幅的卷子，内容是《周易》杂占。
此外，还有其他史部典籍传入西域。1904年至1905年之间，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地区的各个石窟考古中所获文献，有一件编号为ch.734的汉文文献，是西晋孔衍撰《春秋后语》写本，系孔衍增删《战国策》和《史记》而成。此书元、明时期已失传。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吐鲁番出土文献中还有一件编号为ch.938的残片，正面的字体在楷书与行书之间，有乌丝栏，为班固《汉书》卷40《张良传》写本，背面为行书，无界栏，内容为司马迁《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写本。这说明儒家文化和中华经典持续地影响着西域地区。
第二，目前发现有从唐代传入西域的律法。唐律集唐以前中国法律之大成，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法制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唐代敦煌的律法文献，主要是律、令、格、式等写本。律是对各种违法行为的惩罚条文；令是制度、规章的规定；格是用来防止奸邪的禁令，对律的补充和变通条例；式是官府机构的各种章程细则。这是中国隋唐时期法律的基本表现形式。敦煌藏经洞所出律类文献写本，如藏于俄罗斯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和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名物律》，出自《唐律疏议·名例律》。再如法国巴黎图书馆藏《职制律》，前者载《乘驿马责私物》《长官及使人有犯》两条，后者不仅抄录《职制律》，还抄录了《户婚律》《厩库律》。敦煌藏经洞所出“格”不多，有《散颁刑部格》残卷，此卷被分割成两段，一藏法国，一藏英国。还有英国伦敦图书馆所藏《开元户部格》，写本中记有唐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时的敕令。
第三，敦煌传到西域的医经类文献写本有医经、本草、医方等三类。医经文献如编号为S.202的《伤寒论·辩脉法》残卷，这是一种最早的《伤寒论》现存传本。敦煌藏经洞中比较重要的本草类文献有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神农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此残卷卷首亡佚三四行，后面基本完好。敦煌藏经洞中，医方类文献残卷数量最多，共保存医方34首。
第四，敦煌还发现了传入西域的家训和蒙书。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不少蒙书，依其内容而言，有《千字文》《开蒙要训》《杂集时用要字壹仟叁百言》《百家姓》等积字成篇、或韵或否的基础识字教材，也有《蒙求》《兔园策府》《杂抄》《古贤集》等兼顾知识、以广见闻的知识类教材；还有《太公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百行章》《夫子劝世词》等训诫为主、以求养正的德行类教材。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敦煌地区教育繁荣的基本面貌。蒙书影响深远，不但唐、五代、北宋期间广泛地流行在敦煌地区，甚至还远播到日本、韩国、越南等中国邻近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成为这些国家学习汉文化的重要教材之一。这充分表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思想有着广泛的对外传播。
今天，我们挖掘弘扬敦煌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开拓精神、共生精神和人文精神，有利于我们感悟祖先的智慧、感知民族的精神，树立文化自信，赓续历史使命，守护并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软实力，为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和平共处、交流融合、文明互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