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轶事：北宋仁宗时的杜衍“不营生事”“不买田宅”，官至宰相，却连一所宅邸都没有。杜衍退休之后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养老，“无屋以居，寓于南京驿舍者久之”。一种说法甚至认为，杜衍死后，其夫人相里氏才拿出压箱底儿的钱买了一所小房子。
于人而言，住是一个须解决的大问题。那么，宋人是如何是怎样解决住房问题的呢？
大体上，古人住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短期旅行的住宿，一是长期在某地生活的住房。住房可租可买，买又包括买现房和买地自建房。
为短期旅行提供住宿的是两个系统：一个是官营的驿馆，一个是私营的旅店。驿馆设置在官路之上，唐代原则上每三十里设一驿，宋代改为“六十里有驿，驿有饩给”，但是每二十里有马铺、歇马亭。帝制中国历史上覆盖面积最广阔的驿站系统是元朝的，一直向西延伸到欧洲。
驿站的“站”字来自蒙古语。
“驿”的主要功能是向公差人员提供食宿补给。在驿站住宿需要“介绍信”，唐代的乘驿凭证分为铜传符和纸质驿券两种，铜传符需要皇帝亲批，适用范围很窄，大部分人出差用的都是纸质驿券，唐后期凭借“转牒”（节度使的批条）也可以住驿。
驿馆的房子称为“驿舍”，驿舍按道理讲是临时居所，但也有人长期借住。如文首提到的杜衍。
除了官营馆驿，道路之上还有私营的旅店。
比如《水浒传》中孙二娘在十字坡的黑店。
比如，还有一则关于北宋张咏的故事。他三十五岁中进士之前，主要靠骚扰已经做了官的朋友过活，这种谋生方式，清代叫作“打秋风”或者“打抽风”。汤阴县令赠给他一大笔钱财，张咏就用驴驮着东西，带着一个小书童往家赶，“行三十余里，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张咏一看就知道是个黑店，又不能不住。结果怎么样呢？店主人图财，对张咏下手，遭张咏反制。次日天不亮，张咏一把火烧了黑店，带着书童赶着驴，走了。当然，大部分旅店是好的，提供食宿，赚取利润。
上面说的馆驿和旅店都在路上。城市的旅店业也相当繁荣。
北宋开封的邸店分为官私两种。仁宗时，官营邸店有房26200间，年收入额约13万余贯。邸店利润极高，所获利润称为“痴钱”，意思是傻瓜都能挣的钱，所以达官贵人争相投资邸店业。
除了短期旅行的住宿问题，最主要的便是长期生活的住房问题。
帝制时期官员的任命实行“避籍制”，多半是异地任职；隋炀帝之后，对官员携带父母、子女随行任职的规定不断放宽，古代社会又有投亲靠友的传统，再加上丫鬟仆妇，官员调动通常是一大家子人随行。这一大家子人怎么住？部分官员有公家提供的宿舍，大部分人则是租房住。
比如程颐、程颢家，他们的高祖父程羽得到宋太宗的赏识——宋太宗在开封泰宁坊赐了一套宅子给程家。“二程”的父亲程珦就出生在京师泰宁坊的赐第中，但是这套宅子只住过程家三代人。“二程”兄弟小时候一直跟随父亲的调动到处搬家。他们在丹阳租住的是葛家的宅子，给葛家看守这套宅子的老王头夫妇非常不好说话，“前后居者无不苦之”，“二程”的母亲侯氏却很有办法，让这对老夫妇表现出了柔顺善良的一面，等到程家要搬走的时候，王老太太“涕恋不已”，很是舍不得。像丹阳葛家这样靠出租宅子“吃瓦片”的人家，首都和州城府县都应该有不少。
租房子最好租在哪里？跟老朋友租在一起是个不错的选择。
据说王安石从金陵奉调回开封，先派儿子王雱打前站来租房。人人都说房子不难找，王雱说：并非如此，我父亲认为司马十二丈（司马光）为人做事值得后辈效法，想要在司马家附近找一套房子，这就不容易了。这个故事未必属实。但是，司马光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范镇的确是在开封比邻而居。
位置绝佳的地段，房价不菲——靠近官员上朝出入宫门的上风上水区域，贵。北宋仁宗时期，宋敏求家住春明坊，宋家藏书丰富且多善本，“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直常高一倍”。
晚唐五代的战争和政治动荡将世家大族涤荡殆尽。从宋朝起，国家不再干预土地兼并。科举向几乎所有男性开放，朝廷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员，个人奋斗、科举成功成为家族盛衰的决定性因素。人的阶层流动性增强，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都是可以获取的，也是可以失去的。有人向上，也有人向下，栖身之所亦多有迁变。人生如寄，客寓流变，又有什么能永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