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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营造工程是谁去完成的?

2024-04-08 09:43云冈石窟官微24869

  拓跋鲜卑,一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逐水草而生,以畜牧、射猎为业,自是不具备雕凿佛像的技能。那么,宏大的云冈石窟营造工程该仰仗谁去完成呢?


  成就一座石窟不只是凭借凿洞琢石的能工巧匠,还应依靠为镌窟造像提供服务的其他大量劳动者。石窟选址,需要勘察山体地质结构的人才;开凿石窟,需要掌握营造工程力学的精英以及设计佛像粉本的艺术家和规划、指导佛教造像题材内容的高僧。需要投入的,是一支造像集团的力量。怎样才能获取如此丰厚的人才资源呢?



  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的土地不再是单纯的草原,治下的臣民操着与自己不同的语言、穿着与自己不同的服饰,过去统治部落时期的经验已无法胜任治理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和经济都优于自己的社会。因此,在四方讨伐拓疆的征战中,鲜卑人非常注重对各地人才的网罗。


  道武帝平定中山(今河北定州)后,将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役共计36万余人、百工伎巧十万余人迁充京师平城。所谓山东六州,指的是太行山脉以东地区,包括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次性掠徙如此多的人口,且杂役、百工伎巧被分别计数,说明当时对迁徙人口的工种已有较细致的分类。


  太武帝骁勇善战,扫统万,平秦陇,剪辽海,荡河源。各地战俘以及归降北魏的人口被大规模迁入平城,京畿之地人口数量最高峰时达150万余,其中有匈奴、羯、氐、羌、高车、柔然、杂胡、吐谷浑、高丽等北方各少数民族,地域涉及辽东、西域、河西、关中、河南、河北、山东、淮南等,有文人、高僧、良工巧匠等,他们成为营建北魏宫城的最主要力量。


  不同于稍早的敦煌莫高窟,也不同于随后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经北魏一朝凿就,从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用时仅约70年,营建主要洞窟45座,附属窟龛255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昙曜曾游历河西数年,在选择工匠时偏重河西工匠,所以,在由他主持的云冈石窟早期营造工程中,河西造像体系一枝独秀,居主导地位。石窟中的造像题材基本以符合习禅僧人谛观的形象表现,风格粗犷大气,概括洗练,这恐怕与昙曜“以禅业见称”不无关系。


  云冈石窟中期伊始,孝文帝倡导汉化,义学发达的龙城(今辽宁朝阳)、长安(今陕西西安)成为平城佛教思想的新来源。昙曜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凉州僧团式微,来自徐州、长安等地的造像集团成为云冈石窟造像团体的新主流。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平城沦为旧都,原先体现、代表国家政治利益与精神信仰的云冈石窟营造工程,转由留居平城的中下层官吏及百姓续凿,功德主身份变了,洞窟的性质、功能等自然大异其趣。



  总的来看,开凿云冈石窟的工匠来自以下几个系统。


  一、河北、山东工匠系统


  拓跋鲜卑最早接触佛教,是在拓跋什翼犍时期。


  咸和四年(329),什翼犍被遣至后赵长达九年,实际上他是作为质子被扣留在后赵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的。后赵“备究南夏佛法之事”,精通神异道术的佛教灵魂人物佛图澄就长期在这一带活动,后赵佛教蓬勃发展的景象,什翼犍耳濡目染。


  拓跋鲜卑真正有意识地接触佛教,始于道武帝时期。天兴元年(398)岁尾,道武帝徙六州22郡地方长官、豪门大户及百姓2000家,共计万余人至平城。泰常三年(418)四月,明元帝再迁徙冀州、定州和幽州的徒何人到平城。道武帝平定中山后,对佛图澄的弟子僧朗敬重备至。皇始中,年近60岁的赵郡沙门法果被召至平城出任道人统,统摄全国僧务。河北这块土地不但滋养佛教,对佛教还有博大的包容心,太武帝废除佛教时,包括昙曜在内的各地僧侣都选择在此避难。


  道武帝时广修佛寺,修整宫舍,造五级浮屠、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最早进入平城的河北工匠体系因云冈石窟工程尚未开启,主要参与的是平城佛教寺院项目的建设,但他们应是后来开凿云冈石窟的储备人才。


  山东在纳入北魏版图之前,有60多年的时间都归辖东晋及刘宋。太武帝灭佛时,山东因时属南朝,其佛教体系的完整性没有受到影响。皇兴元年(467),北魏攻击刘宋,三年后,山东大地纳入北魏的版图。青、齐之地高僧、艺匠北上平城,为平城佛教艺术注入了新鲜的南朝风气。


  二、河西工匠系统


  北魏佛教主要取法于北凉,凉州造像集团对云冈石窟的开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西晋永嘉之乱到东晋末世的百余年间,中原大地正处于纷争扰攘的乱世,各割据政权兵燹未止,鏖战不休。凉州地接西域,南奉晋室,远离王朝之争,得以独善其身。且凉州物产丰饶,社会安定,故中州的儒英、世族把它当作流徙避乱之地;西来的僧侣为躲避中原战乱也以此为终点驻锡传法。


  佛教由印度传入我国新疆后再逐渐向东,第一站便是河西地区。早在西晋时,竺法护的译经就已流布凉州(今甘肃武威)。


  凉州,“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军事要地,北魏对凉州早已垂涎欲滴。北凉推行以佛治国,中天竺高僧昙无谶是指导这一模式的灵魂人物。太延五年(439)八月,太武帝亲率部众攻北凉。九月,北凉告亡。自此,中国历史上历时130余年的十六国分裂割据局面结束了。十月,太武帝徙凉州宗室、士民三万余家至平城。


  这是一支超级“豪华”的移民队伍,其中聚集了众多声名卓著的河西士人及其家族,有敦煌刘氏、索氏、张氏、阚氏、宋氏,武威阴氏、段氏、王氏,金城赵氏、宗氏,还有陇西李氏、晋昌唐氏以及流寓河西的广平程氏、河内常氏、清河崔氏。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平城得到了提拔和重用:金城人赵柔,“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拜著作郎,编修国史;敦煌人索敞,“专心经籍”,“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姑臧人阴仲达,“少以文学知名”,委修国史;陈留济阳人江式,善虫篆、训诂,拜中书博士……此外,在由凉州走向平城的征途上,还有几位耀眼的高僧——玄高、师贤以及昙曜。后来,玄高在平城“大流禅化”,深受太武帝信重,太子拓跋晃以他为师;师贤做了道人统;昙曜继任沙门统,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


  凉州既平,北魏平城佛教迎来了兴盛期,并成为北方新的佛教文化中心。凉州工匠有丰富的开凿石窟经验,他们成为开凿云冈早期洞窟的最基本力量。



  三、长安、徐州工匠系统


  十六国时期,前秦苻氏和后秦姚氏相继统治关中地区,二秦君主都推崇佛教,故长安成为佛法较早兴隆的地区。公元401年,姚兴迎请鸠摩罗什到长安译经,中国译经事业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始光三年(426),北魏大举攻夏,取长安,克统万,徙万余户到平城。徙民中有一沙门名叫惠始,他曾在长安师从罗什,被太武帝带回平城后,广布佛法。惠始有跣足的习惯,据传,他即便光脚走在泥泽中,双脚也不被染污,世人送他“白脚大师”的雅号。


  长安,本是佛教的圣地,后来,太武帝却在这里向全国发出灭佛的诏令。由崇佛到灭佛,我们无法知道这位帝王的内心当时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中国古代一共发生过四次灭佛事件,首次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至于灭佛的原因,除了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外,还有佛教自身的腐化堕落以及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等,而发生在陕西杏城(今陕西黄陵)的盖吴起义是这场法难的导火索。太平真君六年(445)秋天,卢水胡盖吴率领羌汉等各族起义军在陕西杏城揭竿而起。次年春天,太武帝亲征盖吴,无意间在长安的一座寺院内发现藏匿的兵器与酿酒工具,更令他意外的是,佛门清修之地竟然设有供人行淫的密室。太武帝断定他们与盖吴有通谋,遂下令诛沙门、焚佛像,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太武帝灭佛发生了!曾经佛光普照的长安城,一夜之间,寺庙佛塔莫不倾毁,一境之内,沙门绝迹。平定盖吴起义后,太武帝徙长安能工巧匠2000户至京师,其中有一个被施阉刑的小孩,他就是后来主持开凿云冈石窟崇福寺的羌人王遇,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也由他主持监建。


  徐州,古称彭城,地处黄淮平原,得南北政权之界的地理优云势,高僧云集,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刘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城归附,彭城纳入北魏版图。太和四年(480),徐州、兖州两地数万民众及僧人起义,次年二月,孝文帝以平叛暴动的名义,俘三万余人北徙平城。受长安、徐州佛教文化影响,平城佛教这一时期盛行讲论《法华经》,云冈造像出现大量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平棊、瓦顶、斗拱等构件,附设榜题画面、雕饰龙雀龛尾等汉风事物充盈窟室,呈现出一派雕饰绮丽的汉化气象。


  除了以上各地僧团、工匠参与云冈石窟的营造,还有部分外国僧团带着佛像粉本进入了云冈石窟。


  据《魏书》记载: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记: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沙勒即疏勒。这两件事被写入《魏书·释老志》,可以想见当时的佛像粉本一定对云冈石窟造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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