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鲜卑，一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逐水草而生，以畜牧、射猎为业，自是不具备雕凿佛像的技能。那么，宏大的云冈石窟营造工程该仰仗谁去完成呢？
成就一座石窟不只是凭借凿洞琢石的能工巧匠，还应依靠为镌窟造像提供服务的其他大量劳动者。石窟选址，需要勘察山体地质结构的人才；开凿石窟，需要掌握营造工程力学的精英以及设计佛像粉本的艺术家和规划、指导佛教造像题材内容的高僧。需要投入的，是一支造像集团的力量。怎样才能获取如此丰厚的人才资源呢？
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的土地不再是单纯的草原，治下的臣民操着与自己不同的语言、穿着与自己不同的服饰，过去统治部落时期的经验已无法胜任治理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和经济都优于自己的社会。因此，在四方讨伐拓疆的征战中，鲜卑人非常注重对各地人才的网罗。
道武帝平定中山（今河北定州）后，将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役共计36万余人、百工伎巧十万余人迁充京师平城。所谓山东六州，指的是太行山脉以东地区，包括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次性掠徙如此多的人口，且杂役、百工伎巧被分别计数，说明当时对迁徙人口的工种已有较细致的分类。
太武帝骁勇善战，扫统万，平秦陇，剪辽海，荡河源。各地战俘以及归降北魏的人口被大规模迁入平城，京畿之地人口数量最高峰时达150万余，其中有匈奴、羯、氐、羌、高车、柔然、杂胡、吐谷浑、高丽等北方各少数民族，地域涉及辽东、西域、河西、关中、河南、河北、山东、淮南等，有文人、高僧、良工巧匠等，他们成为营建北魏宫城的最主要力量。
不同于稍早的敦煌莫高窟，也不同于随后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经北魏一朝凿就，从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用时仅约70年，营建主要洞窟45座，附属窟龛255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昙曜曾游历河西数年，在选择工匠时偏重河西工匠，所以，在由他主持的云冈石窟早期营造工程中，河西造像体系一枝独秀，居主导地位。石窟中的造像题材基本以符合习禅僧人谛观的形象表现，风格粗犷大气，概括洗练，这恐怕与昙曜“以禅业见称”不无关系。
云冈石窟中期伊始，孝文帝倡导汉化，义学发达的龙城（今辽宁朝阳）、长安（今陕西西安）成为平城佛教思想的新来源。昙曜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凉州僧团式微，来自徐州、长安等地的造像集团成为云冈石窟造像团体的新主流。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平城沦为旧都，原先体现、代表国家政治利益与精神信仰的云冈石窟营造工程，转由留居平城的中下层官吏及百姓续凿，功德主身份变了，洞窟的性质、功能等自然大异其趣。
总的来看，开凿云冈石窟的工匠来自以下几个系统。
一、河北、山东工匠系统
拓跋鲜卑最早接触佛教，是在拓跋什翼犍时期。
咸和四年（329），什翼犍被遣至后赵长达九年，实际上他是作为质子被扣留在后赵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的。后赵“备究南夏佛法之事”，精通神异道术的佛教灵魂人物佛图澄就长期在这一带活动，后赵佛教蓬勃发展的景象，什翼犍耳濡目染。
拓跋鲜卑真正有意识地接触佛教，始于道武帝时期。天兴元年（398）岁尾，道武帝徙六州22郡地方长官、豪门大户及百姓2000家，共计万余人至平城。泰常三年（418）四月，明元帝再迁徙冀州、定州和幽州的徒何人到平城。道武帝平定中山后，对佛图澄的弟子僧朗敬重备至。皇始中，年近60岁的赵郡沙门法果被召至平城出任道人统，统摄全国僧务。河北这块土地不但滋养佛教，对佛教还有博大的包容心，太武帝废除佛教时，包括昙曜在内的各地僧侣都选择在此避难。
道武帝时广修佛寺，修整宫舍，造五级浮屠、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最早进入平城的河北工匠体系因云冈石窟工程尚未开启，主要参与的是平城佛教寺院项目的建设，但他们应是后来开凿云冈石窟的储备人才。
山东在纳入北魏版图之前，有60多年的时间都归辖东晋及刘宋。太武帝灭佛时，山东因时属南朝，其佛教体系的完整性没有受到影响。皇兴元年（467），北魏攻击刘宋，三年后，山东大地纳入北魏的版图。青、齐之地高僧、艺匠北上平城，为平城佛教艺术注入了新鲜的南朝风气。
二、河西工匠系统
北魏佛教主要取法于北凉，凉州造像集团对云冈石窟的开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西晋永嘉之乱到东晋末世的百余年间，中原大地正处于纷争扰攘的乱世，各割据政权兵燹未止，鏖战不休。凉州地接西域，南奉晋室，远离王朝之争，得以独善其身。且凉州物产丰饶，社会安定，故中州的儒英、世族把它当作流徙避乱之地；西来的僧侣为躲避中原战乱也以此为终点驻锡传法。
佛教由印度传入我国新疆后再逐渐向东，第一站便是河西地区。早在西晋时，竺法护的译经就已流布凉州（今甘肃武威）。
凉州，“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军事要地，北魏对凉州早已垂涎欲滴。北凉推行以佛治国，中天竺高僧昙无谶是指导这一模式的灵魂人物。太延五年（439）八月，太武帝亲率部众攻北凉。九月，北凉告亡。自此，中国历史上历时130余年的十六国分裂割据局面结束了。十月，太武帝徙凉州宗室、士民三万余家至平城。
这是一支超级“豪华”的移民队伍，其中聚集了众多声名卓著的河西士人及其家族，有敦煌刘氏、索氏、张氏、阚氏、宋氏，武威阴氏、段氏、王氏，金城赵氏、宗氏，还有陇西李氏、晋昌唐氏以及流寓河西的广平程氏、河内常氏、清河崔氏。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平城得到了提拔和重用：金城人赵柔，“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拜著作郎，编修国史；敦煌人索敞，“专心经籍”，“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姑臧人阴仲达，“少以文学知名”，委修国史；陈留济阳人江式，善虫篆、训诂，拜中书博士……此外，在由凉州走向平城的征途上，还有几位耀眼的高僧——玄高、师贤以及昙曜。后来，玄高在平城“大流禅化”，深受太武帝信重，太子拓跋晃以他为师；师贤做了道人统；昙曜继任沙门统，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
凉州既平，北魏平城佛教迎来了兴盛期，并成为北方新的佛教文化中心。凉州工匠有丰富的开凿石窟经验，他们成为开凿云冈早期洞窟的最基本力量。
三、长安、徐州工匠系统
十六国时期，前秦苻氏和后秦姚氏相继统治关中地区，二秦君主都推崇佛教，故长安成为佛法较早兴隆的地区。公元401年，姚兴迎请鸠摩罗什到长安译经，中国译经事业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始光三年（426），北魏大举攻夏，取长安，克统万，徙万余户到平城。徙民中有一沙门名叫惠始，他曾在长安师从罗什，被太武帝带回平城后，广布佛法。惠始有跣足的习惯，据传，他即便光脚走在泥泽中，双脚也不被染污，世人送他“白脚大师”的雅号。
长安，本是佛教的圣地，后来，太武帝却在这里向全国发出灭佛的诏令。由崇佛到灭佛，我们无法知道这位帝王的内心当时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中国古代一共发生过四次灭佛事件，首次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至于灭佛的原因，除了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外，还有佛教自身的腐化堕落以及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等，而发生在陕西杏城（今陕西黄陵）的盖吴起义是这场法难的导火索。太平真君六年（445）秋天，卢水胡盖吴率领羌汉等各族起义军在陕西杏城揭竿而起。次年春天，太武帝亲征盖吴，无意间在长安的一座寺院内发现藏匿的兵器与酿酒工具，更令他意外的是，佛门清修之地竟然设有供人行淫的密室。太武帝断定他们与盖吴有通谋，遂下令诛沙门、焚佛像，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太武帝灭佛发生了！曾经佛光普照的长安城，一夜之间，寺庙佛塔莫不倾毁，一境之内，沙门绝迹。平定盖吴起义后，太武帝徙长安能工巧匠2000户至京师，其中有一个被施阉刑的小孩，他就是后来主持开凿云冈石窟崇福寺的羌人王遇，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也由他主持监建。
徐州，古称彭城，地处黄淮平原，得南北政权之界的地理优云势，高僧云集，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刘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城归附，彭城纳入北魏版图。太和四年（480），徐州、兖州两地数万民众及僧人起义，次年二月，孝文帝以平叛暴动的名义，俘三万余人北徙平城。受长安、徐州佛教文化影响，平城佛教这一时期盛行讲论《法华经》，云冈造像出现大量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平棊、瓦顶、斗拱等构件，附设榜题画面、雕饰龙雀龛尾等汉风事物充盈窟室，呈现出一派雕饰绮丽的汉化气象。
除了以上各地僧团、工匠参与云冈石窟的营造，还有部分外国僧团带着佛像粉本进入了云冈石窟。
据《魏书》记载：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记：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沙勒即疏勒。这两件事被写入《魏书·释老志》，可以想见当时的佛像粉本一定对云冈石窟造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