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中西文明交流的前沿阵地，是石窟艺术的集中地段，拥有众多壮观的石窟。河西走廊石窟群不仅开凿时间早，分布地域广，造像华丽，壁画精美，而且延续时间长达1500年之久。
祁连山北麓被冰雪融水形成的众多河流切割，形成了许多有着断壁绝崖的河谷地貌，也为石窟开凿提供了绝佳场所，因而河西走廊的石窟全部开凿在有河水流过的断崖上，武威地处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端，是亚欧大陆桥的咽喉地带和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的中心地段，是兰州、西宁和银川经济发展的几何中心，也是河西走廊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最集中的地区和重要的商贸集散地。武威的天梯山石窟、白塔寺遗址、武威文庙、鸠摩罗什寺、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西夏遗存等在华夏文明传承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始建于北凉沮渠蒙逊时期，对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都有一定的影响，堪称中国石窟鼻祖。
从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西晋永兴元年至北魏统一），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陆续建立了数个非汉族政权，形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史称“五胡乱华”，“五胡”主要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大部落，五胡是西晋末年各乱华胡人的代表，事实上数目远非五个。
公元311年，趁混乱之际，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游牧部落联盟向中原发起了大举进攻，洛阳、长安相继被攻破。南至淮河，北至阴山，西至葱岭，东至东海，东北至鸭绿江下游以北，西南至澜沧江以东，相继建立了十六个较大的分裂割据政权，即成汉（巴氐）、汉、前赵（匈奴）、后赵（羯）、前凉（汉）、前燕（鲜卑）、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北凉（匈奴）、南凉（鲜卑）、南燕（鲜卑）、西凉（汉）、夏（匈奴）、北燕（汉）。
在那个年代“皇帝轮流做，明年到君家”，稍微有些势力的人物，都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先积累财富、后招兵买马，为当上皇帝而努力奋斗。一旦时机成熟，就和周围国家分庭抗礼，划清国界，登基称帝，啸聚一方，作威作福。十几个国家实力都差不多，谁也奈何不了谁，打打杀杀，争来抢去，正中了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诗中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王朝兴衰，不管朝代更替，也不管那个皇帝执政，遭殃的只有老百姓。百余年间，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不一的国家和政权，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十六国。而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部族即由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草原少数民族组成，习惯上称之为“五胡乱华”或“五胡十六国”。
石窟艺术是一种宗教文化，取材于佛教故事，兴于魏晋，盛于隋唐。石窟艺术也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佛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河西走廊是历史上世界几大文明或东传或西渐的必经孔道，特殊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地区和中转站。中原发生了“永嘉之乱”之后，到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兵荒马乱，而河西走廊因为地处偏远没有受到太多冲击，成为和平笼罩的乱世“避风港”。在当时的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秦中川，血没腕，唯有凉州（武威）倚柱观。”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作为相对安定、平静的所在，大量人口迁徙至此。尤其洛阳以西及关中等地的士族大夫，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能工巧匠大量迁徙至河西走廊一带，公元412年，当时的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集中了诸多高僧，其中不少人在此从事佛教传播和经典翻译。
除了资助翻译佛经外，北凉国的缔造者沮渠蒙逊还大兴土木，修建寺院。此刻姑臧城内的伟殿高塔，正是他一手缔造的“人间佛国”。然而沮渠蒙逊意识到，相对于土木建筑，石头无疑更为坚固持久，建造石窟可以令佛教长久留存。于是他开始命人在姑臧周边勘察地形，选择适合开窟造像的地点，最终选定在城南百里之处的天梯山。或许，沮渠蒙逊没想到，他主持开凿的天梯山石窟，开启了中国石窟营造的一个重要模式——皇家模式，也就是朝廷推动石窟的开凿。后世中原最重要的两处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也正是在皇家的大力推动下，才迎来了石窟建造的高潮。
“漠漠青冥不可梯，梯山高出辟层蹊。朝天有路风云合，隐雾何人竹不栖。玉塞万年凭作障，泉源六出各成溪。振衣千仞曾寻梦，一览青川绿树低。”这是清代诗人对天梯山石窟的描述，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城南约50公里的中路乡灯山村。因山道崎岖，峰峦叠嶂，形如悬梯，故名。天梯山巅白雪皑皑，常年不化；山间泉水叮咚，草木丛生，风光绮丽，“天梯积雪”为凉州八景之一。天梯山石窟也称大佛寺，始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距今约有1600年历史。天梯山石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是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源头，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喻为“石窟鼻祖”。
清澈的黄羊河水明镜一般，天梯山的伟岸雄姿倒影在清澈碧波之中。石窟中大佛依山而坐，脚下碧波荡漾，薄云缠绕其身，构成了一幅山、水、佛、云浑然一体的壮观奇景，从水库乘船过水库后沿着栈道登临天梯山远眺，黛青色的祁连山脉映入眼帘，层峦叠嶂。山顶白皑皑，使青色的山体显得更加冷峻。湖水映衬着蓝天、白云、青山，像一块温润的碧玉，给这片原本苍凉的天地增添了灵秀之气。
据明正统碑记载，天梯山石窟“诸佛之龛，二十有六”，乾隆《武威县志》记载：“大佛寺，城东南一百里，有石佛像，高九丈，贯楼九层，又名广善寺。”这在《法苑珠林》等佛教经籍中都有记载。石窟造像别具一格，或石雕或泥塑，其规模宏伟壮观，精美绝伦，千姿百态，可与敦煌莫高窟媲美。天梯山石窟是在天然洞穴的基础上创凿的，东晋元熙八年（412）十月，蒙逊由张掖迁都于姑臧，称河西王，设置官署，修缮宫殿，建起城门诸观。同时召集凉州高僧昙曜及能工巧匠劈山开路，开凿天梯山石窟，大造佛像。不久其母车氏病逝，特在窟中为其母先雕凿5米高石像一尊，形似泣涕之状，表示忏悔。
天梯山石最大石窟洞高30米，宽19米，深6米。据有关史料记载：此石窟是北凉王沮渠蒙逊于公元412年至439年之间开凿的。窟内有释迦牟尼大像1尊，高28米，宽10米，面水而立，右臂前伸，指向前方，巍然端坐。大佛含笑，右手指向磨脐山，雍容典雅，庄严肃穆，有气吞烟霞，挥斥乾坤之势。释迦两旁还有文殊、普贤菩萨，广目、多闻天王、迦叶、阿难等6尊造像，造型生动，神态威严。窟内南北两壁绘有大幅壁画。南壁上部为云纹青龙；中部为大象梅花鹿，大象背部驮有烟焰发光的经卷，下部是猛虎和树木花卉。北壁上部绘有青龙双虎，中部绘有白马、墨虎、菩提树，马背上经卷闪光；下部绘有牡丹花卉。整个壁画笔触清新，色泽艳丽，形象逼真，因历代战乱，加上自然灾害频繁（主要是地震），石窟残损严重，特别是1927年的大地震，对天梯山石窟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九层贯楼和大部分洞窟顷刻间震毁，许多塑像受到损失，幸存比较完整的有8窟，大佛坐像安然无恙。此窟的开凿，引起佛教界注目，使西域高僧接踵而至，他们在凉州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使天梯山石窟更具盛名。
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结束了河西地区140余年割据而繁荣的局面，曾经盛极一时的凉州佛教及艺术受到重创，凉州僧人纷纷外流，从姑臧迁宗族吏民3万户到平城（大同），其中有僧侣3000多人。这3000僧人实际上就是“凉州模式”的创造者，推动了北魏崇佛风气日渐兴盛。迁往平城的工匠、僧人里不乏高僧法师。据《释老志》和《世祖纪》、《高祖纪》记载，凉州僧人师贤到平城之后，任道人统（管理宗教事务的官职），并在公元452年建议并亲自主持，开始造帝王化佛教石像。公元460年，师贤去世，凉州高僧昙曜继其职，改道人统为沙门统，继续主持造像工作，并在平城近郊开凿云冈石窟。他只用短短几年（460～465年）就完成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品“昙曜五窟”的建造，其第五窟大佛是云冈石窟最宏伟的雕像与代表作。后经历代开凿，使云冈石窟成为中国最大石窟群之一，雕造富丽，为全国石窟之冠。之后陆续兴建，前后历60年，无数雕塑家在53个洞窟里雕刻佛像、飞天等51万多件。其间最主要工程完成在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之前。这些宏大精美雕塑，是雕塑家们智慧和艺术才华结晶，而凉州僧人及工匠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在佛教文化与石窟寺艺术方面，北凉与北魏是源流关系，即北凉为源，北魏为流。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驰名中外的龙门石窟是继云冈石窟之后开凿。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迁都到洛阳，从这时起，历经东魏和西魏、北齐直至明清，营建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同时还开凿巩县石窟和附近的几座石窟。龙门石窟建造艺术风格，无不体现着天梯山石窟和云冈石窟特点，具有强烈的南朝文化与中原传统汉文化色彩，又有浓厚的北方文化因素。
1958年，由于在天梯山石窟附近修建黄羊河水库，灌溉下游万亩粮田，为了保护文物，甘肃省政府决定对洞窟内部分文物搬迁保护，组织以常书鸿为队长的文物搬迁保护机构，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对石窟文物进行清理搬迁。除大佛窟外，距地表几十米高处的小洞窟内49身塑像、100多平方米的壁画及25箱残片均搬迁至省博物馆保存。当初过高估计了蓄水水位，事实上水库对洞窟并不造成威胁。1992年，国家文物局主持召开专家组会议经论证，按照不可移动文物尽可能在原址、原位保护的原则，批复在原址、原位修复天梯山石窟文物。2005年，国家文物局要求将这批文物修运回原址修复，于是这批文物又被运回了武威。有着“窟鼻祖”之称的武威天梯山石窟，因修水库使窟内文物被搬迁至兰州，这批被省博物馆保存管护了近半个世纪的文物重回故里，使石窟遗址与石窟原文物重新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甘肃省是石窟大省，除了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之外，还有张掖马蹄寺石窟，玉门昌马石窟，瓜州榆林石窟等50多处石窟。河西走廊石窟始凿的时间不仅早，而且开凿的时间跨度大：上起公元4世纪中后期，从前秦一直到元明清等朝，时间前后跨度竟然达1500年。河西石窟建造的高峰期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恰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处于西北地区的时期，无论是割据一方的政权，还是大一统的王朝，统治者为加强统治，都在大力支持石窟建造。河西石窟群的选址全部在断崖和有河流的地方。这些石窟基本都地处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及其周边群山之中，而且大多位于祁连山北麓的山间河谷地带。也就是说，河流与断崖这对黄金搭档，成为河西石窟群选址开凿的标准配置。河西走廊1000公里，从东到西分别有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每条水系都发源于祁连山，它们不仅滋养了行走在河西走廊上的无数商旅、使节、军队和僧侣，也造就了大大小小的绿洲，使得这里林茂粮丰，牛羊成群，也成为佛教石窟诞生的基地。每一条水系，都必然有著名的石窟群相伴而生。
中国四大石窟分别为“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唯独没有武威的“天梯山石窟”。中国的佛教石窟大致的传播路线是天竺到西域经河西走廊再到中原，除了新疆的石窟外，莫高窟应该是中国内地最早石窟艺术开创地，其实在北魏时莫高窟并不出名，更没有对云冈与龙门石窟产生影响。莫高窟始创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前凉升平十年（366），炳灵寺石窟169号的题记是公元420年，天梯山石窟创建于412～439年。从年代上看天梯山石窟比莫高窟迟一些，与炳灵寺石窟基本相当。还有更早的新疆的许多石窟都比敦煌石窟和中原石窟要早，但它对中原石窟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或影响甚微。莫高窟历史上出现开凿盛期是北魏孝明帝时（516～528年），除迁都平城外，部分僧侣向西迁往敦煌等地，随着北魏孝文帝再次迁都洛阳，一批官宦、僧侣与工匠再次进入河西走廊，具有中原汉风的石窟造像在敦煌开始流行，使敦煌成为继凉州之后河西佛教中心，并推动河西走廊石窟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敦煌石窟文化的迅速发展，由此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兴盛。敦煌石窟中盛唐大佛（130窟）和天梯山的大佛艺术风格相似，说明天梯山石窟开凿及其艺术风格和建筑风格直接影响到敦煌及河西走廊的石窟。而这已经是天梯山石窟开凿100年以后的事了。天梯山石窟从始凿年代上虽然比莫高窟略晚，但开凿天梯山石窟的凉州僧人们，以昙曜为代表，后来成为了中国内地另两大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主要技术力量，昙曜甚至还成为了北魏的佛教领袖，武威天梯山石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石窟的开凿，包括莫高窟在内，所以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石窟的影响过程是：天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天梯山石窟称为“中国石窟之鼻祖”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