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恽寿平《茶山图扇页》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春•采茶之时
宋代诗人梅尧臣的诗句“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告诉我们茶圣陆羽第一次明确提出采茶最好的时节是春季，并且“早采为佳”，奠定了后世对春茶的品质追求。
陆羽还专门提到采茶的注意事项。“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春芽是一年中的初芽，比较娇贵，所以要趁着清晨带露水的时候将其采摘下来。
唐 陆羽《茶经•三之造》
并且不是每个早晨都适宜采摘，“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必须等到晴空无云的日子才能采茶。这种对天气和时辰的严苛要求以后为历代茶农所遵循。
宋代，以节气来更精确地掌控和区分采摘的时间。《宋史？食货志》载：“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社前茶指春社前采制的茶叶。春社是古代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此日祭祀土神，按干支计算，通常在春分时节左右。火前茶即明前茶，因寒食节（清明前一天）禁火而得名，采摘时间为清明前。雨前茶指谷雨前采制的茶叶，已是暮春时节。
清 雨前龙井
故宫博物院藏
简•泡茶之法
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茶席空间的四时之美，明代《茶说》：“若明窗净几，花喷柳舒，饮于春也。凉亭水阁，松风萝月，饮于夏也。金风玉露，蕉畔桐阴，饮于秋也。暖阁红炉，梅开雪积，饮于冬也”。
春天，在明亮的窗户、洁净的茶几旁饮茶，能让人心情愉悦，更好地享受茶的滋味。当然，在春风和煦、鸟语花香的户外饮茶，更是别有一番意境。
明 文徵明《品茶图》及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款识中提到：“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
这种喝茶的松驰感离不开洪武二十四年诏废团茶所引发的饮茶革命，喝茶再也不用像唐宋时期那样繁琐复杂，散茶冲泡摒弃了唐宋煎茶、点茶的繁琐程式，明人改用茶壶容茶，沸水冲泡，然后再注入容量较小的茶杯饮用，茶文化也就进入了新的时期。
(传)元钱选《卢仝烹茶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 宜兴鼎足盖式圆壶
福建省漳浦县博物馆藏
明人重视江苏宜兴所产紫砂壶。冯可宾在《岕茶笺》（或作《茶笺》）中明确提出：“茶壶陶器为上，锡次之”，认为紫砂壶因其天然砂料特性，具有极佳的透气性，既不夺茶香，又能避免长时间泡茶产生的异味。这一观点与文震亨《长物志》“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李渔“茗注莫妙于砂”等文人论述形成呼应，共同确立了紫砂壶在茶具中的首选地位。
冯可宾还反复强调“茶壶以小为贵”，小壶因容量小、散热慢，能更有效保留茶叶的香气与滋味。“每一客一把，任其自斟自酌，才得其趣”。
雅•品茶之境
明代饮茶方式的改变，也让备茶空间更加小型化，出现了以茶炉为中心的茶寮这一专用备茶空间。《长物志》在“茶寮”一则中记：“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
茶寮设计形成标准范式：需避尘嚣、近泉源、设雅器。“前置凉台，后留净几”，空间功能分区趋于专业化。对于幽静清雅的追求以及茶寮的对称布局、茶器陈列的秩序感，都体现了儒家礼制规范，暗合《中庸》“致中和”的思想。
明唐寅《品茶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在室内煮茶品饮，在春日里，文人更钟情于在大自然的山水间品茶，追求寄情于山水的理想境界。明代许次纾《茶疏·饮时》列宜茶之环境有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荷亭避暑、小院焚香、清幽寺观，名泉怪石等。
明 文伯仁《品茶图》及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因为茶寮空间不大，也直接限制了品茗对谈的人数，雅集类的茶会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其中，惠山茶会就成了江南文人雅集的典范。位于无锡的惠山泉自唐代以来就十分有名，被誉为“天下第二泉”。陆羽《茶经》提出“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惠山泉水因水质甘冽、矿物质平衡，能充分激发茶中的鲜爽，特别适合汲水泡茶。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春天，文徵明与蔡羽、王守、王宠、汤珍等好友共赴无锡惠山，登山品泉，饮茶赋诗，留下传世名作《惠山茶会图》。饮后只觉“识水品之高，仰古人之趣，各陶陶然，不能去矣”。好水好茶，让他们在惠山流连忘返，并影响了后世百年，“惠山茶会”也成为了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
明 文徵明《惠山茶会图》
上海博物馆藏
山间采茶，清泉烹茶，与三五知己，在柳绿花红下，铺开茶席，仿佛整个春天都被纳入这一杯茶中。饮茶不再只是简单的动作，而是与春天相拥的美好仪式，让身心在茶香与自然的怀抱中，寻得宁静与惬意，沉醉在这春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