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作为现代科学，除了其专业性之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实物性，二是发现性。前者让普通人也能“眼见为实”，容易走近，产生共情；后者给人神秘性、新鲜性、未知性，能够满足人们所普遍具有的好奇心。为此，几乎所有的重大考古发现都会成为社会的新闻热点。30多年前，我先后在江苏扬州高邮神居山和徐州铜山小龟山分别参加发掘西汉广陵王刘胥家族墓和西汉楚王刘注墓，就感受过大众对考古发现的喜爱，每当我们有重要发现，仅靠口耳相传，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来围观考古发掘现场。
近些年，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随之旺盛，于是“公共考古”的事业应势而生。“公共考古”最初诞生于西方国家，说白了就是让考古走出狭小的考古学术圈，走向大众，让普通人也能分享考古发现带来的知识和乐趣。与此同时，考古旅游、考古研学、考古博物馆、考古专题展、考古公共讲座、考古科普书籍、考古文学、考古电影、考古文创等也受到了社会欢迎。
我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早在1950年就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这一观点。新闻媒体长期以来也比较重视对重要考古发现的报道，但是，“公共考古”真正在中国兴起还是近十几年的事。如2009年的河南安阳“曹操墓”的考古发现，曾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同一年，山西考古研究院建立了“公共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室”，2014年更名为“公共考古研究部”。
也是2014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公共考古事业指导委员会”，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这一年，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还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大众考古》月刊，受到考古界的普遍好评。复旦大学的高蒙河教授还在学校开设了公共考古课。2021年，四川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在央视直播，吸引400多万人在线围观和多达10亿多人次的网络阅读讨论量；中国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专家评审现场直播同样也获得数以亿计的公众关注。
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和王巍先生先后走进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解说考古与中华文明探源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全国政协也多次组织委员们讨论考古对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并组织委员走进考古工地开展专项考察。可以说，践行考古学的人民性，本身就构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家文物局作为中国考古事业的主管机构，在公共考古方面也采取了建立对社会开放的“大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和“考古博物馆”等机制。考古走向公众，考古服务社会，是时代趋势，也是人民的呼唤。
现在看来，考古走向大众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考古遗址公园”和“考古博物馆”的数量还不多；有时候考古发现的新闻报道渠道还不够通畅；考古旅游和考古研学才刚刚起步；对考古发现做深入浅出的阐释性陈列还没有受到普遍重视，而这方面在国外已经有非常成功的案例；面向公众的考古讲座还十分稀缺；考古机构主动设立公共考古部门并安排专门人员负责考古科学普及的也不多；考古科普读物远远跟不上读者需求，反而对那些编造的“盗墓”故事的读物影响很大；考古与互联网、数字化的结合已经有诸多产品，但是真正成功的作品毕竟还少；至于考古现场向公众适度开放的问题已经议论了很久而难有突破；公共考古的制度性支持还是空白……
考古，一方面有它特殊的科学性要求，另一方面又深受公众关注和欢迎；要让考古走向大众，一方面我们已经取得诸多成就，但离人民的多样性需求还远远不够。其中，最匮乏的因素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科普。诚如袁靖先生所言，考古工作就是要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再现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为中华民族修家谱，在实现历史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考古走过百年，唤起的公众考古热情令我们欣喜，但考古的专业性又往往是一道难住他们的“拦路虎”，如果对祖先留下的瑰宝只能望而却步，又何谈自信？因此，我认为，考古学家们要“双向发力”，既要发展好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学术事业，拓展我们对中国百万年文化历史和5000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同时又能够用一些生动通俗的话语来做好面向大众的考古科普，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心怀自信的历史“阅读者”和“解说员”。
我相信，随着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以及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等发展目标的践行，中国的考古学人一定会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恪尽职守，千方百计让考古成果更多走向大众，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