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发现和阐明人类从诞生的那天起所不断开创的吃、穿、住、行的物质文化形态的历史，并透过这样的历史进而认识基立于其上的人的社会关系的构成与演化，以及若干“上层建筑”文化的生成和发展。这样的一种学术逻辑恰恰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诉求，其结果就是要为创造物质文化世界的劳动人民或者是被统治的劳苦大众写历史，以还历史的事实真相和公正道义。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一篇经典。他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制、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马克思自己本人也认为，人首先要能够生活，生活就要满足吃穿住行这类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需求，即创造物质生活的本身不但是人的第一个需要，也是创造历史的前提，并由此实践，编织出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他告诉人们“停止生产，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月，整个社会就会灭亡”。
然而，旧史学是以帝王将相等统治阶级中所谓的“精英人物”以及王朝政治为核心的历史，真正创造物质生活世界的劳苦大众在古代中国的“二十四史”中是没有任何位置的。为此，对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而言，考古学揭示的关于人们物质生活基础及其创造的历史无疑是一种具备“革命意义”的学术贡献。它不仅仅是要填补历史的一种空白，而且还要把过去“颠倒的历史”给纠正过来，因为，人们只有面对真实的历史，历史才能照亮未来。
考古学告诉我们，地球上本来是没有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我们今天叙说的历史是由人类所开创、所书写出来的。人类的历史长达数百万年，而没有国家或帝王将相的历史就占了99%以上的时间。从根本上说，历史是普通劳动人民奠立的，历史的洪流是普通劳动人民开掘的，没有300多万年对吃、穿、住、行等各种人类基本生存文化的创造历史，就没有后来的“文明”得以产生的一切可能。国家文明诞生的前提，是无数普通劳动人民一代又一代进行社会实践及物质创造的结果，或者说国家文明矗立的基石是劳动人民持续用生命铸造而成。
考古学告诉我们，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后，少数统治者既占有了广大底层人民的劳动果实，还不让他们的事迹出现在史书之中。你看，不管是宏大的城垣、豪华的宫殿，还是精美的器物、奢靡的陵墓，帝王们亲自制造过一砖一瓦吗？搬运过一石一木吗？相反，考古学家在那些辉煌遗迹的附近，发现的竟然还有参加营造的工人们的累累白骨。那些劳动者是如何运用技术、工具和设计，又是如何日夜辛勤劳作，才得以创造出不同时期辉煌成就的一系列史实，在旧史书中是没有记录的。今天，许多人会惊叹于那些权贵者墓葬中出土的美玉华服，流连于古老宫室建筑遗迹的雕梁画栋，以为那是帝王将相的宏伟业绩，其实，被遮蔽的正是创造这种宏伟业绩的无数普通农民和手工业工人。
考古学告诉我们，不仅仅帝王将相的历史是建立在劳动人民血汗之上，包括佛教石窟中那些精美绝伦的艺术画作和塑像，那些价值连城的官窑瓷器，那些对国家统一和文明持续发展产生过巨大作用的万里长城、人工运河以及无数的城乡建筑遗产等等，无不是历代劳动人民的汗水和智慧的结晶。为此，考古学家们在地下发掘出来的关于吃穿住行的物质文化形态的历史，就是我们应当认知、感恩、礼敬、歌颂的劳动人民的历史，是人民创造历史的铁一般的见证。
没有这样的历史呈现，没有这样的史学阐释，没有这样的史观史论，我们就很难走出弱肉强食、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史观，很难尊重和热爱真正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很难欣赏和赞美劳动阶级的职业和汗水，很难树立起一切劳动都无上光荣的生存观和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不仅仅要为劳动人民书写历史，还要为人类建立起平等、公正的思想观和实践观而提供成果；在当代中国，则是要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