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在考古工作的调查发掘、资料整理、价值阐释、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等方面，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范式，科学技术成为考古学发展的关键推动力。
近年来，我国在考古工作的调查发掘、资料整理、价值阐释、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等方面，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范式，科学技术成为考古学发展的关键推动力。但也要看到，考古工作的多学科交叉还存在不少问题，如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仍有不足，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体系构建方面尚有短板，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能力有待提高，因此亟须在理论构建、技术研发、队伍建设和政策支持等方面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多学科交叉是考古学科的本质属性
如果说人文学科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意义，自然科学为我们的生活提供解释，工程技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支撑，考古学则三者皆有，是真正意义的交叉学科。
我国考古学百年发展史诠释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重大作用与意义。1924年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成立古迹古物调查会，并延揽北大物理、生物等多学科研究力量。但限于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前科学技术在考古中应用的不多，主要用于古代金属钱币合金成分和官窑瓷片的理化性质分析等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先生筹建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及其倡导的考古学和科技史研究，引领学界在测年、陶瓷、冶金、环境等领域逐渐形成了建制化的科技考古团队。1978年之后科技考古得到迅速发展，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标志，使考古学的技术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需求日益增加，多学科交叉融合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形成了多学科共同探讨考古学问题的局面，推动了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构建以及考古成果的展示利用工作。
目前，我国考古学在检测技术与装备、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陶瓷考古、冶金考古、实验考古以及数字化保护等方面取得许多高水平成果，在中华文明判定标准方面有重大理论突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其结果是，最大限度地提取了考古资料的各类信息，科学阐释了其蕴含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深化了历史场景”。可以说，以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为突出特点的多学科交叉，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最为关键的推动力。
科技赋能考古机遇与挑战并存
科技在考古中的应用已有系统性的重大收获，但存在一些深层次共性问题尚未解决，主要包括：基础性、原创性成果少，特别是在高效率、高精度和高分辨率提取和阐释考古信息方面短板较多；研究队伍规模小，研究设施和硬件不完备，导致科学技术与考古学的整合能力不足，仍然存在田野考古与实验室研究“两张皮”现象；关于样品采集、检测分析的标准体系尚需完善；多学科团队集中研究关键遗址的示范性案例较少；考古大数据研究进展缓慢；考古资料的价值阐释及其国际传播工作与国家需求尚有差距。
当前，考古学科发展已经进入了从物质文化史的重建转为对中华文明价值体系进行系统阐释、保护和展示的阶段，更加强调对基础理论和方法的深入、综合研究，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需要与这一转变密切契合。考古工作涵盖了遗迹遗物的发现、认知、保护、传承、利用等多个角度的不同研究和工作分支，强调多学科技术方法对考古研究的支撑作用，考古学的学术体系建设，需要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机构和管理部门之间通力合作，协同发展。对文物价值进行阐释，探索中华民族的独特发展道路，讲好中国故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是新时代考古学的新使命，也需要研究者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活动能力，考古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更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明确指出“要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202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将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首次从部门规划上升为国家级专项规划，再次凸显科学技术在考古和文物保护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中的重要作用。这些论述和举措充分说明，考古学迎来了大繁荣、大发展的最好历史机遇，科学技术与考古学的交叉融合必定在这一历史机遇和进程中，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国家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多措并举推动科技在考古中的应用
针对中国考古学多学科交叉融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议持续开展以下3项工作。通过这些具体项目的组织实施，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组织管理等不同层面，推动考古领域的多学科交叉融合。
一是开展考古学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标准体系建设等基础性工作，为高质量考古工作建立方法体系和制度基础。要开展田野考古信息采集关键技术研发，更加高效、全面、准确提取考古遗存的多维信息；开展田野考古、考古资料分析工作标准体系建设，提高考古工作质量控制水平；推动考古标本库、数据库建设和考古大数据研究工作，以标本库和数据库为载体，开展年代学、古DNA、古聚落、古环境、生业经济和古代科技等方面的大数据研究，提高考古资料价值阐释能力，为考古工作提供信息化、智能化和产业化支撑。
二是充分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开展中华文明特质和发展形态研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物质和精神文明、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历史发展规律需要科学技术手段来综合认知、阐释、保护和弘扬。我们应把握历史机遇，在发扬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系统阐释考古资料蕴含的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使之成为阐明中国深厚文化底蕴、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载体，发挥其在四个自信和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科学实践和理论证据。
三是充分结合科学技术与考古学，开展文明交流、文明互鉴和文明共存研究。利用科技手段，构建中外文化交流所涉及的精确年代框架以及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背景；在全球化背景下，围绕交通路线、族群迁徙、贸易、文化和技术交流等问题，深入分析文化的“东向”和“西去”交流趋势，研究“外来因素”和“本土创造”交融互动特点，揭示中华文明“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特质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逻辑。开展文化遗产价值传播技术与方法研究，提高让文物活起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因此，以考古学为中心，整合多学科研究团队，开展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文明交流史研究，是当前工作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