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由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主讲的第一讲“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将在北京大学二体B101报告厅举行。文研院公众号将围绕北大与故宫在学人、学术上的历史渊源，推出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1925年10月至1952年11月，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长达27年之久，作为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执掌故宫博物院19年。他亲历了故宫博物院创立和早期发展，于抗日战争时期主持了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南迁和回归，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一位功绩卓越的领导者。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主人。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著有《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汉石经集存》等。
《马衡日记》始自1948年12月13日，终于1955年3月24日，前后六年又三月余。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命运面临转折的重要时期，也是故宫博物院新旧交替的关键阶段。作为一院之长，马衡先生在日记中对故宫博物院的很多重大事件有非常精详的记述，不少内容为档案文献之所缺者，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本文系《马衡日记（1948-1955）》“序一”。
金石情，故宫梦
马衡先生是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也是故宫博物院事业的奠基者。马衡先生于1924年11月受聘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参与清宫物品点查，筹设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至1952年11月，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长达27年之久，作为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执掌故宫博物院19年。他亲历了故宫博物院创立和早期发展，于抗日战争时期主持了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南迁和回归，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一位功绩卓越的领导者。
到故宫博物院之前，马衡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教，担任考古学会主任，主要从事金石古物的收集和有关著录的出版，工作颇有成效。出于对金石学的热爱，以及保护清宫物品的责任，他与国学门众多同人一道，于1924年受聘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冲破重重阻碍，积极推进物品点查工作。
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同人留影。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马衡、胡适、顾颉刚、朱希祖、陈垣
1925年故宫博物院创建之初，马衡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他借鉴在北京大学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实际主持了古物馆的日常工作。他起草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办事细则》，规范文物保管和提用，同时带领古物馆同人开展文物审查与鉴定，并亲自主持了铜器类文物的审查。这次审查是对院藏文物第一次较为系统的审查与鉴定，对相关文物的研究和展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奉命南迁文物。马衡先生带领古物馆同人全力投入文物的装箱工作。从沉重而珍贵的石鼓，到轻薄却脆弱的书画，共63735件、1631箱文物，在马衡等人夜以继日的工作中有条不紊地被安全装箱，陆续离开北平。
1933年7月，易培基院长受“故宫盗宝案”所诬而辞职，马衡先生临危受命，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并于次年4月实授，负责全院事务。此时故宫博物院外遇侵略者侵扰，内逢文物迁移的辗转颠沛，可谓是危急存亡之际。马衡先生于此时掌管故宫博物院，在纷乱的时局里殚精竭虑地保护故宫和文物安全。在他的领导下，故宫博物院的留平文物和运沪文物得到了妥善的清点并登记造册。南迁文物西迁时，马衡先生亲赴多地考察选址，后又驻守重庆指导各办事处的工作。及至抗日战争胜利，故宫博物院得以复原，文物陆续东归，接收清宫散佚文物，组织陈列展览，恢复博物馆业务。面对南京国民政府遴选留平文物迁台的指令，马衡先生最终以北平本院文物一箱未运的行动，表达了他的坚定信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衡先生继续留任院长，引领故宫博物院迈进了新的时代。1952年，年逾七旬的马衡先生离开了故宫博物院。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将其所藏甲骨、碑帖等400余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了他为之倾尽毕生心血的故宫博物院。而在他去世后，子女又遵其遗愿将家中万余件拓片、书籍悉数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斯人虽已远去，但他的品格与胸怀却已融入故宫精神，成为惠及后世的宝贵财富。
日记，是作者与自身的对话，是所见所感，也是所思所省。它不仅反映作者的生平，也折射出社会的状态。也许日记的作者并未料想到，他的随手偶记会为后世所阅读、探究。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日记较之避讳曲笔的史书更接近于历史的现场。《马衡日记》始自1948年12月13日，终于1955年3月24日，前后六年又三月余。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命运面临转折的重要时期，也是故宫博物院新旧交替的关键阶段。
《马衡日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8年12月至1949年6月，马衡先生坚守北平本院并拒绝赴台邀请，历经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故宫博物院明确新业务方针，以及改隶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等重要事件。第二阶段为1949年7月至1952年1月，马衡先生始终有条不紊地主持着故宫博物院事务，开展院内陈列及赴苏联展览，进行文物分类保管和古建筑修缮工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留存南京的南迁文物开始返回紫禁城，《伯远帖》《中秋帖》等一大批清宫旧藏也陆续回归故宫博物院，各项业务不断拓展。第三阶段为1952年2月至1955年3月，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马衡先生接受隔离审查。及至1952年11月，他离开故宫博物院，赴任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专心管理北京城古建筑修缮工程。
作为一院之长，马衡先生在日记中对故宫博物院的很多重大事件有非常精详的记述，不少内容为档案文献之所缺者，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例如，1949年10月24日，日记对吴瀛上书华北政府为“易培基盗宝案”昭雪有确切记载，为档案整理和史实还原提供了重要线索。再如，1951年10月至11月间，日记详细记载了马衡先生为收购《伯远帖》《中秋帖》奔走呼吁，以及亲赴广州、澳门接洽协调等种种情状，是档案文献所未能见者。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马衡先生始终保持的从容、镇定、内敛和豁达，是我深为感佩的！面对杭立武的赴台之邀，他以“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淡然拒绝，其萧然独立之书生形象，跃然纸上。联想到马衡先生与德国文化代表谈及柏林博物馆文物之损毁掠夺情状，思及迁台故宫文物之命运，“不觉慄慄危惧矣”，其古稀老者之殷殷垂念，令人唏嘘。
2005年，在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之际，曾编辑出版了《马衡日记附诗钞：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一书，书中收录了马衡先生1948年至1951年间的日记，侧重于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与生活。但这只是马衡先生日记中的一部分，1952年至1955年马衡先生去世前的日记并未收入。此次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马衡日记》，增补了此前未收入的日记内容，正是弥补了这一缺憾，完整再现了马衡先生人生最后六年的点点滴滴。
阅读《马衡日记》，回顾故宫博物院的百年历程，不免令人感慨，心有戚戚。人生不易，为“长”实难。马衡先生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民族国家岌岌可危的境地里，顽强地守护着故宫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瑰宝。即使在动荡流离中，仍然不忘举办各类展览，赴英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赴苏联参加莫斯科“中国艺术展览会”等，以传播民族精神，彰显中国抗战决心。最令我动容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马衡先生仍静心于汉魏石经的整理研究，直至身体疲累不适，才以影印书画略作消遣，待郭沫若先生送来铜器拓本，他又全然不顾病痛，欣欣然对勘考证，以致病情加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但人们仍然没有忘记马衡先生这位为捍卫国家宝藏、延续文化命脉而奋斗一生的守护者。“故宫人”也当秉承着前辈们的精神，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努力前行！当前，已经迈入21世纪的故宫博物院，虽无战争年代的风雨飘摇，但也仍然面临着诸多新的任务与挑战。2020年，紫禁城即将迎来600岁的生日。我们要通过不懈努力，全力推进“平安故宫”工程，确保故宫古建筑群、文物和观众的安全，“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同时，不断努力践行博物馆的责任与使命，让文物活起来，让故宫文化与当前时代紧密结合，走进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
《马衡日记》以其独有的方式记录着马衡先生孜孜以求的金石情，也诉说着他念念不忘的故宫梦。今逢日记整理付梓，捧稿细读，感触良多，略陈一二，谨志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