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微软亚洲研究院为敦煌研究院定制了“飞天号”十亿级像素数字相机系统，数字化技术在今天已经深度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从敦煌研究院到故宫博物院，王旭东院长已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近20年，近日，他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为大家分享了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在传承中面临的挑战，以及数字科技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现状与未来机遇。
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特别交情”
“多年来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合作，背后一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们，吸引着我们，这种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也是这种力量把我一个理工男变成了一个文化工作者或者说是文化保护者。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感受到了文化带给我们潜移默化的改变。”——王旭东，故宫博物院院长
从汉唐敦煌走向明清故宫
我在敦煌待了28年，一开始对敦煌的了解几乎为零，因为我长在农村，看的书非常少，那个时候我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艺术的细胞可以说几乎没有激发出来。
机缘巧合下，我到了敦煌，喜欢敦煌的环境，但对洞窟里的壁画、彩塑真是一窍不通。28年以后才对敦煌有一点点感觉，但是现在又来到了故宫，红墙之内我又是一个小学生阶段。但是我也愿意跟大家一起从汉唐敦煌走向明清故宫，和大家分享敦煌文化、故宫文化以及对它们多年的保护、研究和传承，以及科技参与保护、研究和传承这两大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些新的理念和新的方式。
我想先讲一下敦煌。
在这样一个荒凉寂静的大漠深处，1700米的崖壁上有735个洞口，其中492个洞口有壁画彩塑。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这样一个文化宝库会诞生在这里？
我们要回到丝绸之路，它是一个贸易之路、科技传播之路，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流之路。
由于敦煌特殊的绿洲环境使得敦煌在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来西往的人们都需要在这个地方歇脚。
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汉武大帝决定在敦煌设立敦煌郡，至此河西四郡就诞生了，即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和敦煌郡。
从此，中原文化慢慢积淀，做好了迎接印度佛教文化的准备。公元366年，莫高窟在汉武大帝设立敦煌郡几百年以后诞生了。
在莫高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洞窟的形制，不同风格和主题的彩塑和壁画，它们见证了佛教向中原传播过程的演变以及佛教艺术的演变。
我们在45,000多平米的壁画中，也可以看到不同时期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说莫高窟是“墙壁上”的博物馆，在其他地方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表达，但是在敦煌的壁画里可以看到，它带领我们回到那个时代。
前沿科技与古老文化相融合，实现全球共享
敦煌莫高窟从1979年开始对外开放，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到2018年全年人流量已经达到了195万。参观高峰主要集中在每年7、8、9月和十一黄金周，这期间每天的游客数远远超过6000人的承载量。
此外，敦煌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风沙、突发式的暴雨对壁画和木构泥塑的病害较为严重，再加上历经千年的岁月洗礼，文物保护和数字化工作迫在眉睫。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运用无线传输技术，与美国的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建立全自动气象站，开始对莫高窟区域环境要素特别是风况进行系统监测，建立了风沙灾害综合防护体系，到现在已经建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保护体系，就是一个物联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国家科委、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科委的支持下，我们开展了题为“濒危珍贵文物的计算机存储与再现”的课题研究，也就是今天我们“数字敦煌”的肇始。
1999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与美国梅隆基金会与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开始文物数字化保护的国际合作。最初用135mm相机拍摄反转片，冲洗后用扫描仪传入电脑进行拼接，直到一年后，才从美国带来两台先进的数码相机。
2011年，微软亚洲研究院为敦煌研究院定制了“飞天号”——十亿级像素数字相机系统，大幅度提高了洞窟内壁画拍摄的效率，满足了对佛龛、壁画等文物颜色、几何细节等高精度数字采集的要求。今天，在更多的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的支持下，敦煌莫高窟的2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已经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