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三隆：客观来讲，咱们陕西的宗教研究在整个中国来讲都是位居前列的，是中国宗教研究的领跑者。首先是观念上，三十年来一直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宗教学术会议就是在西安召开的。当年就是我父亲和任继愈先生首先发起的。这是解放以后全国举行的第一次宗教会议。当时它在全国各地各阶层的阻力非常大。我们是有所突破的，延续到以后的三十年，我们始终在观念上始终是领跑者。不论是佛教文化研究，佛教思想和佛教经典研究都始终位居前列。现在国内，包括台湾地区在内，召开各种佛教会议，如果没有西安这批研究者的参与，它就不是一个国内的或者国际性佛教会议，我们很客观的说，这批人的研究特点，始终代表国内最高水平。
记者：现在社会正处于转型当中，佛教也处在转型当中。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转型的？
荆三隆：佛教是社会改革的领跑者，它在观念上，思想上，文化上都走在当代社会前列。这和佛教或者宗教的本质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宗教的本质是“批判”，是“社会否定”。它的前提就是对社会不公平的改造，它的未来就是理想、就是境界、就是超越。因此宗教的性质决定了它是社会思想的领跑者。同时，又是中国社会的矛盾者和冲突者，之所以会有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因为现实世界所具有种种的不如意都是宗教所否定的，这就是冲突。人民对改革的期许，我们宗教人士对改革的期许，和现实的文化政策是有差别的。我们始终推动者他们（改革推进者），但是我们的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进步，但是这个进步不可能是跨越性的。他进步了很多。但是和我们佛教的观念和理想永远都有差距，我们搞佛教文化研究才有价值。因为我们在推动社会进步，我们的宗教文化是带有理想特质的，理想本来就是跨越的，除了批判，对立也要看到。他们很多东西是对立的，但是总体方向是一致的。他是希望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向上发展的空间。所以佛教文化的研究和媒体的工作可定是有价值的，它一方面有压力和阻力，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共同的目的是一样的。在具体的方面有非常多的对立面，这可能就是因缘未到。所以佛教研究有具体面的对立，但本质上是不对立的。所以这个工作从意识形态，政治形态地进步来说都会有我们的空间，大家都在找这个共通点，或者说是“因缘”。我们在改革的深水区前行时，就像渡人间苦海的时候，阻力也会更大。但是我们的文化担当也会越大。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是“陕西的佛教，有大庙，没大和尚”，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发生？
荆三隆：在我看来，这种现象有历史原因的存在，因为三十年前是消灭佛学，佛学院毕业的学生第一批到现在，全国几千个庙里，算一算，根本分不过来。另外我们把宗教教育始终不愿意放在国民教育事业上。还有就是广东那边的佛教要比咱们这里要好，陕西的经济相对广东来说比较滞后，但是它（陕西经济）在进步，越进步佛教文化越深，因为物质生活进步了，人就必须找到精神上的归宿，总得要有一种理论能说服自己。佛教是一种信仰，佛教文化除了信仰以外，更多的是一种形式的表达，有更多的内容，这也是佛教最有魅力的地方。比如说佛教建筑，西安的大小雁塔，风格完全不同，这就是一种审美，西安佛教建筑代表了这里最高的建筑水平。建筑是一种形式，一种表现内容，它的底蕴深厚，里面的雕刻等。所以政治消亡，宗教不会消亡，因为人必须要有信仰。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现在很多人之所以接受佛教的东西，是因为很多问题他们无法在佛经之外的学问中找到答案，所以才想在佛经里面得到感悟。
荆三隆：第一必须是聪明的人，第二是不为生存发愁的人，这些人才能追求一些精神上的东西，所以有信仰有追求那是一种奢侈。你搞佛教那是一种奢侈，一种福报。你能欣赏音乐，那是奢侈，必须要有物质上的满足，而佛教是更高层次的，包罗万象。他提供了可以无限追溯的理论空间，辽阔无比繁华空间，任何人进入佛教，用我父亲的话说，它（佛教）是埋葬天才的地方。如果你认为你是天才你就来，但是要想清楚的是，一旦进入你就会被埋在佛教的汪洋大海，天才毕竟是少数，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智慧，它是2500年以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佛教徒的信徒的智慧的结晶。
我们学者讲话是不能胡讲的，你最终是要被（佛教）埋葬的。你必须要有敬畏之心，所以宗教学者都是自信的，因为宗教学者没有弱者，弱者是进不来的，所以你们接触的越早，也就越幸福，而且对你的后代也是好的。 每个宗教都有不可取代的东西，你们要用心去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