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园林的建造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此后始终没有中断，但所谓“文人写意山水园”则发端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
当时北方大批士族南迁，文人热衷玄学清谈，反朴归真和佛家出世思想盛行，于是一部分士族文人追求亲近山林、隐逸安居的生活。
在城市中仿造自然之趣，远比真的山林更舒适，所以就产生了“文人写意山水园”的雏形，“有若自然”就成了千古不变的造园准则。
（宋）刘松年《四景山水图卷》秋景
宋代苏州社会稳定，造园活动十分活跃，由此产生许多的“文人写意山水园”。
“写意山水”，就是仿自然山水意境的意思。所以，城内造园力图仿自然山水，城外造园则选山清水秀之地。
除苏州城内，郊外的石湖、尧峰山、天池山、洞庭东山西山，都有私家园林别墅。
当时苏州著名的园林有苏舜钦的沧浪亭、朱长文的乐圃、范成大的石湖别墅、蒋堂的隐圃、史正志的万卷堂、梅宣义的五亩园、章楶的桃花坞别墅等。
其他还有官家造的馆舍，如姑苏馆、望云馆、高丽亭、吴门亭等。
范仲淹景佑二年奏立学府，首创苏州书院园林。而衙署也都是园林化的建筑群。
元代的“文人写意山水园”又有进一步发展，艺术手法达到新的水平。当时有徐达佐在吴县光福的耕渔轩、顾仲英在昆山正仪的玉山草堂、张士诚的锦春园，还有著名的狮子林。从文字记载看，这些园林无不花卉林木锦簇、楼阁庭园疏密有致。
中国文人的隐逸思想由来已久。老子理想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世界就是一种极端消极的隐逸。
历代的文人只要遇到挫折，往往用隐居来逃避现实。
当然，他们多数人不会像老子那样清苦，所以，宋元苏州园林有隐逸之情，也有游冶之兴，是一种两可心态。
如张士诚的锦春园，就开挖了御园河，供张士诚与嫔妃荡舟其间。
无论是隐逸还是享受，“文人写意山水园”都崇尚亲近自然山水，哪怕是人造的山水也在所不惜，因此文人山水画对造园的影响就不可小看。
宋代中国画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当时山水画已经达到全盛，文人画体系也已完善。
北宋初年，开封、洛阳等地山水画家如范宽，擅长表现“峰峦浑厚，势状雄强”的北方山水。当时也有画僧惠崇、贵族赵令穰、王诜等的山水画向幽美抒情发展，擅长小景山水，往往有典雅的装饰之风。
南宋集聚江南的山水画家如李唐，晚年有感于江南秀美山川，章法上开始打破了北宋山水画表现重峦叠嶂的全景式构图，塑造出优美动人的局部景观。其后的画家李松年承袭李唐画风，多表现江南风景。
元代文人绘画以山水、梅竹为主流。中后期文人画家多集中在江浙一带，他们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世隐逸的情绪。
这个时期，有不少文人画家参与园林的设计，因而园林与文学和山水画的结合更加紧密，形成了中国园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文人山水画的意境就被文人画家义无反顾地带到园林设计中来。
仔细推敲苏州园林的山水画意境，我们也会发出疑问：宋元园林已无从觅见踪影，即使是明代的园林，我们也只看见有限的图像记录。
而从现在的园林看，小巧优雅的园林盛得下多少滂薄的山水意境？
即使小中见大也难得有气势。
其实，如上文所说的“小景山水”、“局部景观”，就特别值得注意。这些作品和元末明初画家倪瓒、明代中期画家沈周、唐寅、周臣笔下的园林有许多相似之处。
想来是“小景山水”、“局部景观”对园林构想影响更大。
当然，这也造成了另外一个结果，就如刘敦桢先生所言：“中国古代园林地布局与若干具体手法局限于山水画地意境中，得不到更多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