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农耕是中国从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后就一直实行的正策，从秦到清，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几乎碰不到大力提倡商业的时代。即使商业较为繁荣的唐宋以至于后来的清，对商的限制都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会这样？
商鞅变法的影响
商鞅变法把秦国打造成了一个农战之国，依靠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征伐山东六国，最终六国被一一剪除，与秦国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密不可分。虽然秦国的农战之国体制在统一六国后不久就崩溃了，但秦国对粮食的重视也是深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赞同。
对于工业化之前的人类社会，一个国家的实力基本是由它的人口数量决定的。大多数时期内，人口数量众多的农耕民族凭借更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技术优势对游牧民族都是可以防御的。个别阶段人口数量少的游牧民族可以吊打人口数量多的农耕民族，基本都是在农耕民族内部出现了混乱，无法凝聚力量对抗游牧民族的时期。
为了维持庞大的人口数量，就必须拥有足够的粮食。而商鞅变法关于如何鼓励农业生产方面的措施就引起了历代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保证农业生产的要害就是防止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因为可以从事其他利润更高的行业而放弃农业生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商业。所以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历代统治者都对商进行压制，防止破坏农业生产这一国家之本。
逻辑上的自洽
对农业和商业态度不同在逻辑上也是自洽的，中国古代的治国官员们一直坚信本末之说。农为本，生产出粮食是一切的基础，有了粮食才会有人口，才会有士兵，才能进行各种城池防御的维护建设，才能修缮水利灌溉工程，才能进行其他一切生产活动。经商虽然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但商业流转中并不产生真实的物质财富，这时可不讲究什么服务费，商属于末的范畴。其他的什么说客，门客，侠客等不种地就靠一张嘴或者就靠身手或手艺谋生的人都属于末的范畴。本重要还是末重要，这是不需要思考的问题。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会告诉你当然是本重要，本末倒置是要不得的。一切不产生真实物质财富的活动都被视为末。
从事末的人多了，也就是不生产粮食却还要吃粮食的人多了，必然影响国家的实力。所以一定要生产粮食的人多才可以，越多人生产粮食越好。粮食是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实力，最大的国家安全。只要有粮食，一切都不怕。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要知道即使是今天，捧好自己的饭碗，也是国家反复强调的第一大事，在农业社会更是如此。
所以中国历代以来对农业和商业态度不同，重本轻末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是正确的。
另一面
对农业和商业态度不同还有另一面，重视农大家都清楚，历代统治者也最重视。轻视商可能就不太清楚了，轻视商是不看重，不是禁止商业。历代王朝也是要从商业收税的，某些王朝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是要依靠商业税收的。前提是商业不能影响农业。中国的商业分为官办商业和其他民间自主运行的商业。
对于官办商业，历代统治者还是非常重视的。盐铁是最重要的官办商业，有些时期酒、茶等重要物资也被划入官办商业。特别是盐，历来是官办商业的重点，盐税是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国家对个人收税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其他官办商业也有和盐类似的功用。所以对于倒卖私盐，那是要严惩的，是严令禁止的，那是抢国家的钱，抢朝廷的钱。
所以轻视商是对民间自主运行的商业不够重视，也不会采取什么措施鼓励。但对于官办商业还是十分重视的，毕竟关系到朝廷吃饭问题。
中国的大一统的影响
理论上，我们完全可以鼓励商业，获得高额利润，然后用赚到的钱去购买粮食，这样既不用辛苦地种田，又可以吃饱肚子，不是挺好的事吗？
是的，这是好事，但这只对个别地区，对个别小国适用，对中国就不适用了。对于小国林立的欧洲这一理论十分适用，欧洲就有主要靠经商立国，粮食靠从外购买的国家。意大利历史上的威尼斯，希腊的一些城邦，都这样做过，而且效果还很好。欧洲一些国家通过商业活动可以从中东，北非获得粮食，而不用自己努力种粮，所以欧洲的商业意识一直比较强。
对于中国来说，地理上，由于大一统，中国大地上主要的农耕土地都已经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商业活动赚到的钱并不能从中国以外购得粮食。肉烂在锅里，折腾一番，粮食的总量是不变的，还是那么多，所以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发展对外贸易兴趣不大，因为不能获得太多对维持帝国有用的物资。对外贸易主要是为了稳定周边国家，才与他们进行贸易，是一种恩赐，主要进口的是奢侈品，香料等不是日常必需的商品。只有与北方贸易能够获得马匹，皮毛等重要物资才是有用的，所以历代统治者对这一块的贸易是十分重视的。中国出口的是茶叶，瓷器，丝绸，这些商品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高科技产品，部分成了必需品，所以在贸易上其他国家比中国更重视、更看重。
中国古代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会实行对农业和商业态度不同的政策，这无论是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正确的。只是对商业的轻视，使得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和对外深入交流。资本主义萌芽没能打破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束缚。这一传统也使得中国一直对资本有较强的控制力，不会被资本反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