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于记载的最早的佛寺是东汉永平十年的洛阳白马寺，它是利用原来接待宾客的官署鸿胪寺改建而成的，符合宅院型寺院的风格特征。公元二世纪末，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下为重楼，上累金盘，成为中国楼阁式木塔的萌芽。
经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的提倡，兴建佛寺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建筑活动之一。
北魏的著作是《洛阳伽篮记》记述了当时洛阳的四十多所重要佛寺，其中很多佛寺是贵族官僚捐献府第和住宅所改建的，往往“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将府第和住宅的建筑充分融合到佛寺建筑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太原天龙山北齐第三窟，为供养佛像的主体“佛殿型”石窟，这种建筑方式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
北魏灵太后于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建造的永宁寺为这一时期最大的寺院建筑。寺平面采取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的布局，寺平面方形，周围墙上皆施短椽，复以瓦，围墙四面各开一门，其中南门楼三层，东西门楼各二层。
这种平面方形，四面开门，中央建主体建筑的布局方法，是从印度的佛寺得到启示，同时结合汉以来的礼制建筑而发展起来的，是典型的木构的楼阁式塔佛寺建筑。
随着统治阶级对佛教的重视，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建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首都洛阳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佛寺。其中包括公元471年宋明帝所建的湘宫寺、公元507年梁武帝所建的光宅寺、北魏正光四年建造的河南登封县嵩岳寺、北朝公元500年左右建的洛阳景明寺。
到南北朝后期，北魏和梁崇尚佛教达到极点。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一所，全国有寺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
梁都建康有寺近五百所，全国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佛寺也经历了如下发展：先把外来形式的天竺堵波变为中国楼阁式塔，再由寺庙以塔为中心变为中轴线上前塔后殿，最后变到以殿为主采取中国宫殿的布局，这个过程大约到北朝末和隋初完成。
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经历了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出现了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宗派。
此时，国家和民间都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到佛寺、塔、石窟的营造中，因而佛教建筑的数量很多，分布面也很广，佛寺也由宗教的活动中心渐演成市民的公共文化中心。
当时唐长安城内就有佛寺九十余座，但由于唐武宗会昌五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德两次“灭法”运动，对佛寺殿塔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以至于唐代建筑留存至今德只有4座木构佛殿和若干砖石塔。
堪称荟萃中华古建筑瑰宝德第一寺唐佛光寺容唐大殿、金代配殿、北朝基塔和两座唐幢于一寺，大殿面阔7间、长34米、深17.66米，殿身平面柱网由内外两圈柱子组成，属宋代《营造法式》的“金箱斗底槽”平面形式。
大殿面阔、进深、柱高均为“材分”的整齐倍数，表明“材分”为模数的设计方法，在唐代已经成熟运用。大殿上覆单檐四阿顶（庑殿顶），下承低矮的台基，平缓挺拔的屋面，深远舒展的出檐，造型遒劲的鸱尾，微微凹曲的正脊，雄大有机的斗拱，一气五间的方形板门，细腻的柱列“升起”、“侧脚”，组构了大殿外观的简洁、稳健、恢宏的气度，典型的战士了唐代建筑的泱泱风貌；其平面、构架、内景、外观的高度协调，也反映出木构架建筑体系成熟期的光彩夺目。
隋唐佛寺继承了两晋、南北朝以来的传统，平面布局同样以殿堂门廊等组成以庭院为单元的建筑形式。据《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所载，大寺可多至十数院，且以二、三层楼阁为全寺的中心。这种以楼阁为中心的布局方法，又见于敦煌壁画中。
唐代佛寺在建筑和雕刻、塑像、绘画相结合的方面作了很大发展。本来在南北朝时代已经开始在殿堂和回廊的壁画上绘制各种以经变为题材的壁画，到公元七世纪，随着净土宗的发展和佛教进入民俗化，各种壁画更为盛行。雕塑则在北魏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
留到今天的唐代佛寺较为完整的只有两处，即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正殿。南禅寺正殿建于唐建中三年，是山区中一座较小的佛殿，属单檐歇山顶式。而佛光寺是当时五台山“十大寺”之一，主要轴线采取东西向。
寺的总平面，适应着地形处理成三个平台，第一层平台北部有文殊殿，南侧和它对称的有观音殿；第二层是弥勒阁；后面的第三层平台，以高峻的挡土墙砌成，上建正殿，殿阁并存。此寺的正殿模较大，是唐代木构殿堂的范例。佛光寺大殿在创造佛殿建筑艺术方面，表现了结构和艺术的统一，也表现在简单的平面里建造的空间艺术的高度水平，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优秀传统之一。
隋唐时期的佛寺建筑已不同于南北朝时期以塔作为佛寺组群中的主要建筑的形式，此时塔已经不位于组群中心了；同时，木结构在南北朝基础上，经隋及唐前期发展，也已进入定型化和标准化的成熟时期。
佛寺建筑的特点是大殿所有构件紧密结合，互为联系且分工明确，多而不余；在明栿下用四跳斗拱支撑以减轻梁的跨度，草栿也尽量避免了长跨度，虽然整个大殿用料较多，但主要构件的断面也有一定比例，避免使用过大的大料和截锯小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材料的浪费。
大兴善寺、禅定寺、西明寺也是这一时期佛寺建筑的代表。然而，唐代佛寺较为完整的久已不存，只能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看到其壮丽形象。唐武宗李炎在会昌年间（841～846年）颁布的灭法诏书中说当时寺庙“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指责它们和宫殿相同。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及藏传佛教的进入，宋辽金元时期的佛教建筑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木构高层筒体结构这一新的结构体系，还产生了中国最完整的一步建筑法典《营造法式》，法式中所制定的法则发映出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已具有较高的标准化、定型化水平。
这时期在建筑艺术方面，从群体组合到个体建筑，造型都有许多新的变化。群体不仅纵深加大，而且注意前导空间的处理和建筑与环境的结合。个体建筑平面形式多样，屋顶组合穿插错落，立体轮廓丰富多彩。
同时配以多种类型的彩画，多种手法的雕饰，多种造型的门窗装修，共同形成了柔和、工巧、秀丽的建筑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