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法有黄帝历、颛顼历、殷历、周历、夏历、鲁历，合称古六历，其中夏历影响最为深远，夏历创建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夏朝。在西汉时期，夏历经过修订，于西汉太初元年改历，这就是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农历。
历法指导下的农业生产
夏历采用冬至之月(农历十一月)为子月，作为一岁开始，历法年则采用以建寅月开始，即寅正(后来叫作夏正)，其大致是采用整数366天为一岁，用减差法和正闰余，来调整时差。冬至之日是一年之中日照最短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日照开始越来越长，在日照时间长短的影响下，植物进入新一轮生长期。“冬月葭草吐绿头”，充分反映了古人对植物生长观察的深刻度。
农历既反映太阳热力作用对生物的影响，又反映月亮为主综合太阳等星球对地球引潮力的周期变化，这种变化带来大气降水的周期性规律，融阴月阳年为一体，对组织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农历除了以月亮运动自然划分成月份以外，又把一年划分为二十四节气，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节气，详尽反映了黄河流域天文、地理、人事和自然界的循环变化。
顺天应人，万物生长
不顺天则难以有食，不应人则难以有安。当然，这里所说的人也是顺天的人，不是所谓的经济人、自由人。应人，不是无原则地去迎合、取悦人，而是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经济生活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其中经济活动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分配。
农耕文明的社会分配方式显然受到生产的影响，从而产生了一系列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是分配的指导原则。“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冬去春来万物自由生长，阳光雨露万物公平享用，农耕文明物质资料分配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公平照顾每一个人的需求。因为天生万民，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在远古的阶级社会中，这样的思想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赞叹的。
和谐共存思想
如果说游牧狩猎体现了竞争意识，农耕生产体现的就是公平意识，和谐共存的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征。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秉公直言屡遭贬谪，却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
积极主动，自省向善
春种秋收，播什么种收什么粮；功无枉使，地不亏人。农耕生产具有稳定的因果关系，把这种因果关系应用于社会价值判断中，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思想引导民众积极主动自省向善，是形成和谐稳定社会内在的精神力量。
一寒一暑循环过，春夏秋冬为一年，孔子却以《春秋》命名历史，昭示人们寒暑变化是自然现象，春种秋收是人为活动，这种活动有因有果，以此警戒人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甲子循环，年有丰稔歉收，所以需要储备防饥，因此，民有努力生产，国有赈灾恤荒，社会的激励与保障意识得以产生。这种激励与保障意识是建立在对大自然敬畏的基础之上，所以是中国古代社会管理者神圣的社会责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甘于承担天下灾难责任的人，才是天下之主;失职者为暴虐，自利者为独夫。
与人协作，百姓亲睦
也许农业生产可以由一家一户单独完成，但是维持生产环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却远非一家一户可以做到，社会组织与协作就变得非常重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由此产生“百姓亲睦”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人的社会关系。
有人说中国人是紧密的熟人社会，这就是熟人社会的基础。熟人社会讲究仁义礼智信，陌生人社会注重法治。有些人把熟人社会说得一无是处，那么他就无法正面理解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也无法积极理解维持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一系列制度，对于中国文明全球唯一传承不绝的历史事实只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现象。
“强梁者不得其死”，农耕生产不会产生侵略与掠夺思想，却能够产生守护家园的坚定信念。因此造就中国人温和友好、和谐相处、善恶分明、坚贞不屈的民族性格。
中国人也因此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战争观念，所以《孙子兵法》不是单纯的胜负兵书，而是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与哲学思想;《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农耕文明，就是以农耕为生产实践活动，感悟和总结出的价值理念体系，用它向世人指明是非、善恶、美丑等理念；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制度、社会规范、道德伦理等社会管理体系，并用这个体系来管理和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农耕生产活动贯穿古今，遍及世界各地，在农耕生产中产生如此丰富、深刻的价值理念，并总结上升到“文明以止”这样理论高度的民族，世界范围内恐怕只有中华民族。所以别人可以看轻农耕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传人，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妄自菲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