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窗”是广州及珠三角地区特有的窗扇装饰，在晚清民国的建筑中极为常见。这种技艺的正式名称为套色蚀刻玻璃，旧称“玻璃镜画”，民间俗称“满洲窗”。对于满洲窗的起源，坊间最常听到的解释，认为是受满人的生活习俗影响。甚至有的学者也受此误导，在研究论文里大谈清代广州驻防八旗的历史。实际上，“满洲窗”与驻防八旗没有任何关系。解开“满洲窗”之谜，从名字本身不能得到任何答案。反倒是放长眼光，从平板玻璃在中国建筑中使用的历史开始追溯，才能让人豁然开悟。
中国的玻璃制作可上溯至先秦，但直到明清，仍以制造器具为主。建筑使用的平板玻璃是极稀罕之物。康熙三十五年，朝廷在紫禁城内设立玻璃厂。据各种资料记录，玻璃厂的产品主要是供皇家使用的玻璃器皿和光学玻璃，并无平板玻璃的制作。
据朱庆征研究，清初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即使是紫禁城中的窗门，仍是以纸糊为主。直至康熙年间修建圆明园，才开始使用平板玻璃。到了雍正朝，平板玻璃开始在紫禁城中使用，但只是在一扇窗中心位置安装，其余部分仍用纸糊，称为“安玻璃窗户眼”。可见平板玻璃在当时颇显珍贵，因为这些稀罕物统统经由海舶进口。乾隆登极前曾有《玻璃窗》诗咏之：“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进口玻璃以大料为难得，故早期紫禁城只能用小块玻璃装饰窗户眼，称作“满安玻璃，碎分成做”，即用小料拼装成整块的玻璃窗，以完全取代纸糊的做法。乾隆朝中叶，大块玻璃逐渐常见，又发展至“满用玻璃”，即一个窗户镶嵌一整块完整的大玻璃。广州所谓的“满洲窗”实际应叫“满周窗”，即包括窗户中心的画心和旁边的衬底小格都满用玻璃镶嵌之意。
当时紫禁城的平板玻璃，属于欧洲各国遣使来华贡物，经过粤海关的采办进入宫廷。康熙年间，法国商船安菲特利特号来华，就运载了大批玻璃，被两广总督石琳全部买下。随船来华的白晋神父甚至建议在广州城筹建一家玻璃厂，以避免长途运输的损坏以及制造不同的尺寸。
与平板玻璃在宫廷中普及同时，在玻璃上绘制图案作为装饰的工艺也发展起来，称为玻璃画。早期的玻璃画是直接在上面用颜料绘制，既有中国传统主题，也有西方风土人情。宫廷画师郎世宁，就屡次奉旨为圆明园的玻璃作画。根据江滢河的研究，18—19世纪的广州是玻璃画的重要生产地，大量出口，外销欧洲。当时的中西文献都经常提到广州匠人用背画方式绘制玻璃画的精湛技艺。而观察从清宫流传下来的玻璃画，也很明显感受到其中的广作风格，说明其制作也出自广州匠人之手。
当时居住在广州城内外的达官巨贾，也与宫廷的时尚同步。像是写于乾嘉年间反映广州行商生活的小说《蜃楼志》，里头描述一位大盐商家里的装潢，写道“三面都是长窗，正面是嵌玻璃的，两旁是雨过天晴蝉翼纱糊就的。”可见当时玻璃镶嵌窗户是奢华之举，然而即使富如盐商，长窗三面，亦只能一面镶嵌玻璃。但这也说明，广州的宅邸园林很早就开始使用玻璃镶嵌窗门。
随着国内外市场对玻璃需求增加，广州除了进口玻璃和出口玻璃画，18世纪末，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Gillan，在广州看到了玻璃制造业。而流传网络的一张晚清学海堂旧影，其中启秀山房建筑，窗方框，上下成行，似已嵌有玻璃。再以陈兰甫《山堂看月记》所云“三更睡，至天明日光穿玻璃窗照床而醒”此句为证，可见同治年间，广州建筑以玻璃作为窗屏，似已为等闲之物。
而套色蚀刻玻璃技术也大概在此时引入到广州。据《广州市志》记载，同治年间一位黄姓外交官在美国学到玻璃刻画原理，带回广州试制，效果成功而且很受欢迎，迅速取代了传统的彩绘玻璃，深受官绅商贾的欢迎，不仅建筑上大量使用，构图题材也迅速为士人阶层审美消化，出现大量山水花鸟、金石博古等传统题材。像是居廉的作品，经常被用作为玻璃画的摹刻样稿。广州永绍公司制作的玻璃画，则屡屡见到画家容祖椿的落款。民国年间也是广州蚀刻玻璃行业最风光的时代，成业玻璃镜画公司鼎盛时期先后有分店六七家，从业人员百多名。
玻璃镜画行业在1949年以后日趋式微，但回响不绝。1957年，著名建筑师莫伯治主持修建北园酒家时，就用比杉木门窗还便宜的价格买入一批满周窗作为装饰，不少是从当年士绅大贾宅邸流出之物。如今我们在广州几间著名的园林酒家内仍能欣赏到不少年代久远的蚀刻玻璃。而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保存这项传统手艺以及满足出口需要，一直有组织人员研制，并与当时艺术家共同合作。如今广州市文物商店内堂屏门上的一组蚀刻玻璃，就有来自广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刻制的沈仲强《菊花图》和卢子枢《山水图》，精美雅致，不逊前人。而市内最为壮观的蚀刻玻璃，则属兰圃国香馆内的花鸟四屏，四片足有两米多长的独板玻璃片上，分刻不同主题的写生花鸟，动静呼应，细节极富，令人叹为观止。
如今民间拆房流入古玩市场的满周窗价格日高，而真正意义上连画心带衬底而且主题成套的满周窗则更受藏家追捧，但喜爱的人往往以地方为主。追溯满周窗的前世今生，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满周窗，它不仅仅是广州一地的家居装饰风俗，而且还能折射出近数百年来海上贸易时代有关中西方交流的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