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特别是咸丰以后，西方文化思想大规模侵入东南亚及我国东南沿海。中外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泉州作为著名侨乡，华侨、华人在将闽南传统民居文化传到东南亚等国的同时，其民居也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后又被自觉不自觉地带回泉州，这就是目前泉州的石狮、晋江、南安等地保存数量众多的带有南洋和西方建筑风格的华侨民居。
这类民居多为多层建筑，既坚固又美观。既保留泉州传统民居建筑特点，如仍以木、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门窗仍然有石刻的郡望堂号、对联以及采用中国传统的木刻、石刻、泥塑等装饰内容；又有西方建筑的形制特点，如增加了钢筋、水泥、有色玻璃、马赛克、釉面砖等外来装饰材料，出现了带有明显欧式风格的哥特式门窗、科林多式廊柱、阳台、拱券顶、百叶窗等建筑形式，以及种类繁多的山花形式、动、植物图案等，形成具有泉州侨乡特点的“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
阴阳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阴阳的调和统一。“阴阳”结合而和谐，才能万物生生有序，反映在民居建筑上，就是强调建筑形式要融于环境中，与周围景观保持和谐统一。
在古人观念中，房屋高大为阳，低小为阴。四周高山紧逼为逢阴，建屋要高大，谓以阳受阴。地势平坦开阔，四面受风为阳，建屋宜低小，谓以阴受阳。故高山地带建筑多为楼阁，乃以阳屋抵阴压之煞，其布局上多为一落，置大阔门，留宽敞前埕，乃以阳受阴，作阳翕阴和之势。平原地带建屋多水平发展，进深较大，其中后落低矮，是以阴屋蔽阳风，中堂高大以主正气，前落矮小为以阴纳阳。
故德化、安溪、永春内地山区多高脚厝、木楼以及土堡、土楼等高大民居建筑。一般民居亦面阔、进深较小为突出特点。其与沿海平原丘陵地带的单层、多进深民居外表形态，差异甚大。这种不同环境下的形制差异，正反映我国古人阴阳二元论的思想理念。
风水思想
在古代，理想的宅基乃安身立命之本，一般都要经过艰辛寻觅，即所谓“卜居”。风水理论中对理想的居住环境有严格的选择原则，简单说，即北有层层屏障的靠山，左右两侧有侍卫之砂，前方明堂平坦开阔，且有秀水环抱，远处有案砂，再远处有朝拱之山的相对封闭的小环境。山能掩风，水源、平坦土地便于农耕，这是具有农业社会特色的理想环境模式，是我国古人在长期处理居住建筑与周围环境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性总结。
其中有许多科学的成分。例如，我国位于北半球季风性气候区，冬天都刮寒冷的北风，故古人在选择居住环境时多讲究北方有高大的山脉能掩挡寒风，传统民居建筑多“负阴抱阳”，坐北朝南。然而泉州地处东南沿海，冬天常刮东北风，故泉州民居住宅坐向多不是坐北朝南，而是以坐东北向西南为最佳。当然一些特殊情况如避煞、受禁忌等限制，亦可朝东或朝西。
大空间的聚居环境达到上述要求尚属不易，在少山的平原地带和无特殊地貌的城市内，要想使每座民居都做到这一点简直是不可能的。而泉州传统民居形制正是这种风水理念与民居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在这里每一座民居建筑都是一处人工的“风水地”。
以三落五间张双护厝为例，每座传统民居中顶落建筑就是“龙脉”，下落建筑为案山，照墙为朝山，天井就是小明堂，虽然没有秀水环抱，但却有地势低平的天井，由于屋顶的雨水皆汇集并受涵于天井，故天井便有了风水中的“水”的意义，而宽敞的石埕即为大明堂。风水认为龙脉周围应有屏蔽护卫，否则主龙孤单，最好的护脉形势是“后有托的送的，旁有护的缠的，托多护多缠多龙神大贵”。于此对应，第三落为护送之砂，而四进、五进大厝的项落以后建筑皆为龙脉托送之砂，而厢房为第一重护砂，护厝为第二重护砂。
这样一个人工缔造的“风水地”，是汉唐以来三合院、四合院模式基础上人们有意识在风水思想影响下，通过不断有意识改造周围环境不足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是宋明以来风水思想对指导民居建筑的实践的产物。
人本思想
泉州传统古民居是以厅堂庭院为中心，左右对称，前后多层次进深的合院组合。其中厅堂庭院以中庭为中心，上下四厅相对，形成一个十字轴空间结构。这种平面格局是以正方形为基础的九宫格，中央为天井，四正为厅堂，四维为卧房，形成“九宫”对称格局。从历史学、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建筑格式是中原古老建筑形制的遗存。
另外，合院由“门——天井——房”三部分组成，这正是古人观念上“天、地、人”宇宙三才的物化。三者的功能分别为：屋居住人，院纳天地，人通过院落达到与天、地的沟通;门则是大宇宙和小宇宙的界面，通过它使合院成为相对封闭的小环境。
泉州传统民居大厝由相对独立的合院和外侧稍低矮的护厝组成，护厝与院墙之间留有穿长天井，被过水廊分割成四个或六个小天井，其分别与护厝小房厅组合成相对独立的单元居室，形成中央的合院和周围若干小合院连成的一体。
整个大厝对外是一个封闭的大环境，同时大厝内的成员由具有血缘关系的若干个独立的小家庭组成，每个小家庭可不受干扰，生活在自己相对封闭的单元庭院内。这种强调宁静和平气氛的民居建筑，满足了古人生活习惯和心理需要，充分体现人本精神，也是古代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和道学的“小国富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形态写照。
礼制宗法思想
《明会典》载：“公侯造屋，七间九架;一品、二品，五间九架;三品至五品，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三间九架;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官员盖造房屋，并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绘画、灌井。”
体现在泉州古大厝上，由于受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泉州古民居皆硬山顶，开间多为三开间、五开间，反映出很强的礼制观念。其中五间张大厝多为官宦门第，其屋前埕两侧一般置有旗杆石座，以示荣获功名。如崇武的武功大夫第、泉港土楼侍卫府、洛阳的陈金城故居；而惠安明·按察使刘望海故居，更是由四列五开间大厝组成，俗称“四马拖车”，寓意高车驷马、地位名望尊崇。清代，泉州富商通过纳官从而建五开间大厝的例子很多，如惠安东山许氏古民居、南安石井郑运锦宅等。至于七开间大厝，实例很少见到，多为官衙变迁而来，如泉港卢琦故居三过七开间。
由于开间大小受限制，明清时期泉州一些家庭兴旺，便只能通过增加进深和护厝来增加居住面积，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有些甚至出现十数座民居组成排列整齐的民居建筑群，如市区黄宗汉故宅由二座三落三间张带双护厝书房、花园组成，市区老范志大厝由三座五进三间张大厝组成，而泉港土坑刘氏古民居群由四座三进古大厝和26座二进古大厝组成(现存27座，共占地26860平方米)。
这些民居的门厅亦甚为考究，为所谓的凹巢三川门。与明清皇城午门入口十分相似，平时进出只开两侧小门，中间大门只有隆重仪礼或重大节日才开。
泉州官式民居，皆多进深布局安全，与古代殿堂以及土大夫、贵族住宅的“前朝后庭”、“外朝内庭”相吻合。如明、清故宫有“前三殿”、“后三殿”，而泉州古民居亦以三落为民居定式。
在这些民居建筑中，顶落大厝处于中轴线上，其内厅堂是会客、进行重大庆典活动和供奉“祖先神灵牌位”的地方，最为尊贵。其它院落和住房相对地位是以厅堂为中心，依照以左为尊、右为卑、前高后低的伦次排列，家庭成员亦严格按照长幼、亲疏、尊卑来安排住房。一般厅堂院落多居住家庭主要成员，后落多为女眷住房，建作楼阁式，而护厝则多居住辈份较低的家庭成员、佣人或作为储藏间、伙房等。
宋明以来，由于统治者的推崇，朱子学被视为正学一统天下。泉州作为朱子(朱熹)过化之处，他所设计和倡导的一整套家族制度在泉州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四民各修其本业，吉凶仪式多依朱子家礼(《泉州府志》)，”对泉州传统民居发展和定型产生了决定性作用。民居建筑被赋以“家庭兴旺发达”的象征意义，许多人一旦事业有成，无不维修祖居建筑、宗祠或建造精美的住宅作为光耀门庭的重要手段，并籍此以图保佑家族兴旺，富荫后世。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家族制度的发展，这种规模庞大的古民居建筑群逐渐成为泉州世家大姓聚族而居的生息繁衍之地。
多元文化特征
泉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处于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交汇点上。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都汇集于此，传播、碰撞、融合。而每一次域外文化的传播，都在这里留下历史印痕，从而发展形成今天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多元文化为特征的泉州民居建筑。
晋唐以来，中原古文化与闽越土著文化在这里激烈碰撞，长期融合，而闽越土著文化的建筑并没消亡，反映在民居建筑上主要为张扬夸张的造型和热情奔放的色彩装饰。德化、安溪、永春等地仍有极少量干阑式建筑遗留下来；至于泉州传统民居中张扬高跷的燕尾脊，最初很可能源于闽越人船屋的造型特点。泉州传统民居中普遍采用的穿斗式木构等，就融合了干栏式建筑的结构内涵。
受闽越舟楫文化的影响，众多泉州人纷纷通过海上航行从事海外贸易或移民开拓。唐宋以后，这种文化特色转化为经济上的大繁荣，泉州一跃成为世界性大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大批外国商人定居泉州，他们也带来了伊斯兰教、印度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建筑文化，奠定了泉州民居多元文化的坚实基础，也为泉州民居建筑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些外来文化对泉州的石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伊斯兰文化在民居的装饰、造型、布局上也有深刻的影响。例如，官式大厝中广泛采用的石墙体以及在大门周围重要部位采用辉绿石装饰的建筑手法，与现存的北宋伊斯兰教寺院清净寺的高大规整的石砌墙体以及绿辉石砌筑的穹窟形拱项大门一脉相承;至于外部墙体注重装饰用红砖拼凑出各种华丽图案，则与现在西亚阿拉伯建筑的装饰风格十分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