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古代科技与经济条件落后，但“上班挣钱”这事儿，距离古人的生活并不遥远。比如看看明王朝的世情百态，就知古代的“上班族”，那是大有人在。
首先说说一群古代公认的“上班族”：官员们。别管官大官小，都要靠“上班”来拿俸禄。明朝的官员“工资”，一直被人吐槽太低，但结合当时的经济水平，就知真不算低。
明太祖朱元璋年间，哪怕正九品的县主薄，“年薪”也有60石禄米，相当于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普通地主家庭一年的纯收入。另外还有“优免”特权。凭着这特权，官员们不但不用承担赋税劳役，还能借机大肆兼并土地。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士大夫又多田产”已是常态。许多“清流”人前“安贫乐道”，名下的产业，早已是天文数字。
但这“工资”，最初也不好挣：明初时，官员们就任到岗，就要遵循《授职到任须知》，后来又变成《责任条例》，里面详细开列官员任期内的各类事务，考核的时候一件件查对，有一条完不成，后果都相当严重。就算没犯贪污腐败之类的大错，只要工作“没对上”，被严惩也是常事。以明朝学者何良俊的感慨，明初时做个官，那真是“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惊骇”，明初廉洁高效的吏治，高速发展的工农业，就有这“官不聊生”的功劳。
而比起这些“上班”的官僚们来，明代的各行各业里，“上班族”的群体，也是在不停扩大。比如工匠们，明初的工匠们，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役，甚至要轮班到京城服役。明代中期起，“服役”的口子越来越松，工匠们能“自由趁做”，手工业也就加速发展。明代小说《三言二拍》里就感慨，明朝工匠的行当，有三百六十行之多。《江宁县志》记载，正德年间的江宁县里，铺行就有一百零四家，社会分工空前细化。
如此一来，城乡百工里，“上班族”也是越来越多。比如明代徽州的冶铁业，每夜冶炼操作，轮番“上班”的工匠就有四五十人。浙江嘉兴石门镇这一个镇，油坊就有二十多家，“上班”的油工有八百人之多。制瓷中心景德镇的佣工，明代时也有数万人之多。以造纸闻名的石塘镇，全镇的纸工也在两千人以上。
更典型的是纺织业，江南的“机户”们，每家都有二三十台织机，动辄雇佣数十名工人。单一个苏州城里，染工与织工都各有数千人，内部更有“车工”“纺工”“缎工”等不同工种。每天苏州清晨的玄庙口，就有数百工人在那里等活，等着“机户”们来雇佣，按工作天数来领取薪水。
“工资水平”也是各不同：比如在衙门里，以《宛署杂记》的记载，明代县衙的差役，年收入是20两白银。赶车的马夫待遇高，年收入能有四十两白银。装钉匠每天“工食银”七分，装炭匠要好得多，每天可以拿到三钱。比较惨的是衙门里的“更夫”和“铺兵”，辛苦一年也就三四两银子。有技术，才能拿得多。
各行各业的工匠也是如此，比如景德镇的瓷工和石门镇的油工，都是“按日以银”领工资。油工们每天可以拿到二分白银。但高水平的工匠，其收入也水涨船高：嘉靖年间擅长做小木器的鲍匠，万历年间擅长铜器的胡四，其“作品”无不卖出天价。晚明学者张岱叹息，很多没读过书的工匠，就凭着一手精巧手艺，不但能赚取巨额财富，还可以登堂入室，“与缙绅先生列座抗礼焉”。
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就在“上班族”的精巧劳作里，不知不觉就在改变。
明王朝那惹人艳羡的繁华，只看这些景象，就可看到多少缘由。当然，繁华之下，也有危机。
比如在看上去不需要“上班”的明朝农村，“上班族”也不少见。以明代《嘉兴府志》的记载，明朝中期的农村自耕农，还是传统的“男耕女织”模式，农民们从春分起就开始劳作，春夏之交时插秧，秋收后还要育晚苗，冬初收割晚稻。家里的妻子老母，每年也要勤于纺织，几乎“每天不肯空闲”。全家一年到头，都是围绕着土地打转，不“上班”却比“加班”还累。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情况却也有不同。在很多地区，农民们已经不把“种地”当作唯一的出路。一是由于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徭役大多“甩锅”到苦农民头上，比如在明末的河南，以《过庵遗稿》里的记载，哪怕遇上风调雨顺的年景，有一百亩土地的农民，全年种地的收入，扣掉耕牛等成本，也就8000文左右，只够缴纳“差钱”。一年汗滴子摔八瓣，竟混个“肚圆”都难。于是大量农民，每年都扔下土地逃亡，成了“流民”。
而“流民”们的一个重要出路，就是“上班”。与明朝土地兼并相对应的，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以万历年间《宛署杂记》记载：北京郊区的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都不够果腹。相比之下，很多农民选择去北京周边的窑厂炭厂上班，收入竟然都是成倍增加。于是“弃田就贾”之风大盛，以至于“京师土阔人稀”。偌大的北京周边，“编民百无一二”，竟找不到几个“好好种地”的农民。
若干年后，明王朝那流民四起，中原大乱的景象，看看这时“弃田”的农民，就足以看到，多少繁荣下的危机。看过这样的“上班”景象，也就看懂了常被津津乐道的“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明朝中后期社会的剧变，乃至国运的变化，多少的细节，就藏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