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悠久，河山壮美，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被誉为表里山河。山西以丰富的地上古建筑和大量的民居宅院、宫观寺庙而著称于世。其存量巨大，脉络久远，环环相扣，从未间断，是中国古建筑存量最多、体量最大的地区，素有“中国地上古建筑博物馆”之称。
山西古代建筑，是中国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建筑基本形成的历史可追溯至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氏族部落用木棍和草泥建造的穴居和浅穴居，逐步发展为地面上的房屋。建筑的初步形成，为人类聚落和初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自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开始，经夏、商、周到春秋时代，经过1600年的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从初期简单的木构造发展到较复杂的结构方式。
春秋时代已出现了较复杂和成熟的中国古代建筑基本结构方式，形成了很多以宫室为中心的大小城市。与此同时，伴随奴隶制的发展，建筑上也出现和形成了等级制度。《礼记·礼器第十》：“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进入战国时期，随着工农业、商业和文化的逐步繁荣，特别是冶炼技术等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这一时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建筑材料出现了“砖”。
同时期，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工程技术专著《考工记》中，有了以管理工程为专职的“司空”记载。在《考工记》中还记录了许多重要建筑制度、规划思想及道路、门窗和主要宫室内部的标准尺寸及工程测量技术。至东汉时期，已有大量成组使用的斗拱，木构楼阁逐步增多，砖石建筑、砖券结构也发展起来。汉瓦当的使用和装饰花纹、图案证明，汉朝建筑已经综合运用绘画、雕刻、文字等作各种构件的装饰，达到结构与装饰的有机结合，成为以后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手法之一。至此，中国古建筑装饰作为一个独特的结构体系，已基本形成。
木构架是中国古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这种木构架分抬梁、穿斗和井干三种结构方式。因建筑构造需要，三种方式可混合使用，其中抬梁式结构使用范围较广，在三者中居于首位。抬梁式木构架的构成是沿房屋进深方向在石础上立柱，柱上架梁，再在梁上重叠数层瓜柱和梁，最上层梁上立脊瓜柱，此为一组木构架。在相邻平行的两组木构架之间，用横向的枋连接柱的上端，在各层梁头和脊瓜柱上安置若干与构架成直角的檩，由此形成木构架建筑的基本结构，由两组木构架形成的空间称为“间”。
一座房屋通常由二三间至若干间沿面阔方向排列。由众多的单体建筑组合成庭院，再由庭院组合成各种建筑组群，由此形成中国古建筑的组群布局规律。当建筑以不同的方式来组合时，随其功用和用材大小不同决定其规模，进而产生多种组合方式。受等级制度和礼制要求，抬梁式木构架的组合和用料产生很多差别。最典型的是宫殿、寺庙及其他高等级建筑上才允许在柱上和内外檐的枋上安装斗拱，用以承托梁头、枋头。斗拱的大小、层数兼具结构和装饰的双重作用并决定建筑出檐的深度和大小。这是甄别中国古代建筑级别的重要依据，斗拱成为中国古建筑的重要标志和结构装饰元素。
山西古建筑雕刻的内容，是伴随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伴随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传入和本土道教的发展，特别是大量佛教寺庙、佛塔、石窟的兴建和开凿，为实现宗教传播而出现的雕塑、佛造像和壁画也得到发展、兴盛，其佛道故事、祥瑞图案向世俗社会展示着天国与神仙的生活。中国本土文化也应用了这种形式。于是，佛八宝、道教八宝、二十四孝、神仙传说、历史故事、英雄传奇等跃然其上。
由于帝王的奉佛和佛教在上层社会的流传，雕塑、佛造像和壁画等祥瑞图案因教化的需要出现在古建筑上。木雕、石雕、砖雕等形式的祥瑞图案作为中国古建筑的装饰构件，成为各时代经典古建筑不可缺少的象征符号。云冈石窟中大量的建筑雕刻形式与图案，是这一时期建筑装饰风格的代表和象征。“北魏和东魏时期贵族住宅的正门，据雕刻所示往往用庑殿式屋顶和鸱尾”，北朝石窟中大量出现的火焰纹、莲花、卷草纹、璎珞，南北朝佛教建筑上“盛开的莲花用作藻井的圆光，莲瓣用作柱础和柱头的装饰，柱身中段也用莲花做成束莲柱”等，满足了建筑主人不同层面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并从宫殿、寺庙延展到民居，均遵循这一理念。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成熟的时期，佛教建筑成为当时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和民间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建造寺、庙、塔、石窟等公共建筑。这时的建筑装饰图案、风格、题材伴随寺院建筑和附属艺术得以继续发展和提高，造型雄浑大气、凝练简约，从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这些仅存的唐时建筑，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建筑风格。这一时期，建筑材料中砖、瓦（此时的瓦有灰瓦、黑瓦和琉璃瓦）、石刻的使用明显增多，柱础的形制出现了覆盆或雕琢莲瓣的石雕，门窗中已出现了乌头门和龟锦纹窗棂，在窄长花边上则出现了卷草纹、回纹、连珠纹等。山西太原龙山燃灯塔和长子县法兴寺燃灯塔，结构精巧，整体雕凿淳朴大气，是这个时期古建筑石雕的基本形式。在南北朝成就的基础上，建筑与雕刻装饰进一步融合提高，创造出了统一和谐的风格，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
自唐以降，宋、辽、金时期的建筑规模较唐时略小，无论主体还是单体都没有了唐朝那种宏伟刚健的风格。这一时期的建筑相比唐朝建筑的大气、内敛，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但在宋朝早期的部分建筑中，还很好地传承了唐朝的风格，其典型代表是山西太原晋祠的圣母殿。圣母殿屋檐翼出深远，昂嘴长大平出，舒展豪放。围廊木柱上的八条蟠龙为宋元祐二年（1087）雕造，造型大气，雕工精湛，是这一时期木雕的经典佳作。圣母殿屋脊琉璃宝刹制作考究规范，是该建筑规制的符号。在装修、装饰和色彩方面，琉璃瓦的使用和精致的雕刻花纹及彩绘，增加了建筑的艺术效果。
伴随手工业的进步，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在少数较大住宅的大门内侧开始修建照壁，木雕、石雕、砖雕等装饰构件更为讲究。这一时期的最大贡献是《营造法式》《木经》两部极具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献的完成。在《营造法式》中对大木作和小木作进行了较细致的规定，从第二十九到第三十四卷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石作、大木作、小木作（装修）、雕木作和彩画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是其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对小木作、石作、砖作、彩画作等都有详细的条文和图样，可见宋朝比唐朝在建筑装饰艺术形式和雕刻装饰等制作工艺方面更加讲究细节，建筑风格向秀丽而绚烂发生转变。
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在元朝，由于民族众多，因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不同，随着各民族间的交流，中国传统建筑的技术和艺术融入了许多新元素。从宫殿建筑到寺庙建筑，从建筑材料的选择，到造型、用色、装饰风格，影响无处不在。受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影响，兴建和扩建了若干城市、城镇，其城墙都用砖包砌。帝王宫苑、陵寝、园林的规模宏大，寺庙、牌坊在各地大量兴建。民间富商大兴土木修建宅院、会馆，木雕、石雕、砖雕装饰普遍用于大中型宅院、会馆，装饰之风盛行。另一方面，由于过度追求装饰的细致，导致堆砌、繁琐之风盛行，神韵缺失也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建筑在满足古人基本需求之外，被赋予更多的精神需求，古建筑雕刻则承担了除建筑体量以外的基本角色和内容。
进入明朝，尤其是明末，伴随科技的进步，造园技术和艺术不断发展。私家园林大量兴建，出现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园冶》。明清时期的山西古建筑雕刻，沿着中国古建筑的传统道路继续向前发展，宫苑、陵寝的发展超越了以往。在古建筑雕刻中，雕镂愈加精细、复杂，突出表现在木雕、石雕、砖雕等方面。这一时期，砖、瓦材料被民间大量使用，形成这一时期民居建筑的显著特征。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晋商宅院、会馆，南至两广，北到蒙古，西到大漠，随同晋商的足迹得以兴建。晋商宅院，在山西境内更是遍地开花，如山西襄汾的丁村民居，万荣的李家大院，晋中的王家、常家、乔家、渠家、曹家，介休的张壁，临县的碛口，浑源的吕家等，规模更是超越了历史。明清时期的建筑成为中国建筑史上又一个高峰。
清末季，外侮凌夷，民气沮丧。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外族入侵，受尽外侮的中华民族，在同时期的古建筑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在五台山南山寺石雕中，西洋雕刻的造型手法和中国民间雕刻的造型语言有时出现在同一个构件的雕刻中。民族精神的衰微，殖民建筑与殖民建筑装饰的兴起，十里洋场的繁华，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成为中西结合的道场，步入扬与弃的艰难选择历程。
从精美构件中汲取滋养依附于山西古建筑的各类木雕、石雕、砖雕，伴随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古建筑的发展，不断演进，镌刻着各个历史阶段的精神文化符号。作为这些古建筑的重要装饰元素，其形式、风格因古建筑的年代、功用不同而形态各异，其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色彩纷呈。古建筑雕刻的表现手法主要有浮雕、透雕和圆雕。浮雕又分为高浮雕、浅浮雕、线刻等。这些古建筑中的木雕、石雕、砖雕，一方面承载着当时人们对生命的祈望和精神的寄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同时期建筑艺术所承载的社会精神、文化元素，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正如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开篇“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代序）”中所说：“构架的纵横承托或联络，常是有机的组织，附带着才是轮廓的钝锐、彩画雕饰及门窗细项的分配诸点。这些工程上及美术上措施常表现着中国的智慧及美感，值得我们研究。许多平面布置，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
千百年来，无数的先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古人的精神世界得以在古建筑中体现。徜徉于这些承载着我们民族文明信息的古建筑中，注视着古建筑中随处可见的一个个木雕、石雕、砖雕。从凝结同时期历史的精美建筑构件中，品读先民的精神世界，倾听那离我们远去的历史的回声，汲取滋养我们性灵的元素，其形思远，其声悠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