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5日，“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结束，从20个初评入选项目中选出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包括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广东“南海1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等。
1、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疥疙洞遗址是近年来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非常关键的新突破，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
第一，它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罕见的、保留了距今10-1.5万年间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的洞穴遗址，地层堆积基本连续，层位关系清楚，出土遗物性质明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境内距今10-5万年间的关键考古资料。
第二，中国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地点中包含文化遗物者极少，疥疙洞遗址不仅出土有距今3万年左右的现代人化石，还发现有丰富的、共生关系清晰的小石片工业系统的石器，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第三，填补了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类型居址的空白，对研究早期人类洞穴和旷野阶地两种类型的居址形态和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第四，出土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动物化石，且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极大地丰富了秦岭地区晚更新世的动物化石材料。
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对研究秦岭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体质特征、栖居方式、行为方式、石器工业面貌、文化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环境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2、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饰物中，软玉占半数以上，在玦、环、匕等重器中比率更高。
小南山人对温润而泽软玉的重视跃然于物上，将其赋予了巨大的象征性意味，重玉轻珉的观念已经形成。
世界人类社会两大最高核心价值体系分别为：西方黄金、东方玉器。前者形成于6000多年前，后者迟迟未有定论。
小南山遗址玉器的发现，确立了东方比西方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早熟了2000-3000年之久。
在小南山遗址发现连续多时期的文化遗存，跨度15000余年，对构建黑龙江下游乃至滨海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意义重大。
该遗址所具有的独特区位优势，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对话的能力，改变了东北亚史前考古以日、俄学者为主导的被动局面。
小南山遗址墓地布局紧凑、形制复杂、极具规模，在同时期的中国考古学遗存中十分罕见。这为探讨全新世早期气候温暖时段，中国各地区史前人群的适应模式、人口构成和社会状况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案例。
小南山遗址诸时期的考古学遗存一脉相承，稳步发展，显示了持久的生命力和爆发力。
小南山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理解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族的强势崛起找到了历史逻辑，证明白山黑水的古代渔猎先民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进程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3、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本次发掘中，从覆压护墙的弃置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鬲、斝、盉、瓶、豆、瓮等龙山时代晚期典型陶器。结合已有测年结果，皇城台大台基的主体使用年代当不晚于龙山晚期。
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及藏玉于石、杀戮祭祀等特殊迹象，以及石雕、陶鹰、卜骨、陶瓦、口簧、玉器等珍贵文物，不仅彰显了皇城台的核心地位，而且暗示着石峁城址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具有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双重角色。
连续九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作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展现了黄土高原上一处神秘王国都邑的极致辉煌。
石峁遗址考古成果不断刷新着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高度。
4、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
城内发现有四具完整的用于祭祀的黄牛。牛肩胛骨还被用于占卜。此外，使用牛骨制作骨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黄牛是龙山时期才进入中原的家畜新品种，其在平粮台城址的大量发现，对研究起源于西亚地区麦作传统下的黄牛如何融入中原地区传统的粟黍农业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平粮台城址方正规整、中轴对称的特点，无疑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源头，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价值。
年代最早、最为完备的陶水管排水系统也为研究早期城市的水资源管理提供了绝佳材料。
平粮台城址出土的各类遗存，展现了中原龙山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各区域文明间交汇融合的集中体现。
5、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西吴壁遗址夏商时期面积较大，应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
发掘出土的种类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共同构成了冶铜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为进一步复原早期冶铜工业的技术、生产方式、生产场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该遗址的发掘，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环节，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一个重要空白。
通过西吴壁遗址的发掘，结合近些年在晋南中条山地区的相关工作和学术界其他成果，可以肯定本地区处于产业上游的采矿、冶铜业主要为终端铸造业输送原料，而下游产业所生产的铜礼器和兵器等国之重器应主要集中在国都及附近地点，从而充分表明了早期王朝国家对此种重要战略资源及其产业链的直接控制。
这为理解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矿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6、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
旱峡玉矿等遗址直观呈现了自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时期至骟马文化晚期、西汉早期这近2000年间甘肃西部地区透闪石玉料开采、利用的景象。
科学检测分析显示，山西下靳遗址的玉器玉料来自于敦煌旱峡玉矿，径保尔草场玉矿是徐州狮子山玉器玉料矿源之一。
一系列的证据表明，甘肃地区的透闪石玉料很早就进入到甘肃以东及周边区域，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7、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
枣树林墓地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的缺环，构建了中国周代封国中以考古发掘最完整的材料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序列，构建了江汉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标尺，在曾国乃至两周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枣树林墓地发掘的三组侯墓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棺椁结构和器物组合等保存最好的春秋中期诸侯级墓葬，填补了不见春秋中期曾侯的空白，对完善曾国世系及研究春秋中期诸侯墓葬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三组曾侯墓葬在布局和年代上都与墓地之南的曾侯、曾侯墓葬相衔接，整个墓地规划有序，墓葬排列整齐，体现了周文化墓地特征和曾国葬制的传统。
第二，墓地年代较早的墓葬随葬器物形制大体与周原地区相近，较晚的墓葬随葬器物已有很明显的楚文化风格，说明在春秋中期曾国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转变，为探讨曾、楚、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对研究春秋中期曾国乃至周文化体系青铜礼器的变革、构建南方青铜文明意义巨大。
第三，青铜礼乐器铭文反映了极其丰富的曾国及周王朝历史文化信息。
曾国在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的存世阶段，从国君到中小贵族的墓葬、中心区域遗存都有揭露，曾国成为商周考古中物质文化面貌揭示最为完整、全面的诸侯国。
曾国历史从传世文献记载不明，到考古揭示出清晰的国君世系、社会阶层、文化面貌，体现出考古写史的作用和意义。
8、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
经过6年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考古队主要获得以下四方面成果：
第一，石城子遗址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准确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古遗址。
出土的大量汉代典型器物层位关系明确，在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断代上具有标尺意义，对于深化新疆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参照文献记载，基本确定石城子遗址即为东汉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旧址。
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西域都护，统辖整个西域地区军政事务，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版图。
公元前48年，西汉在今吐鲁番盆地始设戊己校尉管理屯田事务，分戊校、己校分驻天山南北。东汉明帝时，遣西域都护陈睦驻乌垒（今轮台地区）、己校尉关宠驻柳中（今吐鲁番鲁克沁），戊校尉耿恭屯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地区）。
公元75年，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引兵以拒匈奴。石城子遗址考古发现与高昌故城附近“高昌壁”所属遗物及甘肃敦煌市悬泉置遗址、马圈湾遗址所出有关戊己校尉汉简资料结合，共同实证了两汉时期设立西域都护之后有效管辖西域军政事务的辉煌历史。
第三，石城子遗址位于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孔道上，控扼天山南北往来交通的关隘，建制上严格遵循汉代边郡的军事建筑规制，为深入研究新疆地区及丝绸之路沿线两汉时期军政建置体系及边城规制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四，石城子遗址是汉代中原王朝有效治理和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其考古成果对于阐释新疆自汉代开始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交融、息息相通的历史史实，对于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历史文化建设等，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9、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泉沟一号墓在几个方面的“首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一是该墓葬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吐蕃时期壁画墓。
壁画墓在汉文化区非常流行，但在青藏高原极为罕见，尤其是吐蕃统治时期，并不流行这类墓葬装饰形式，显示了该墓葬的与众不同之处。绘画技法具有浓郁的唐风影响，图像内容又兼具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其次，彩绘漆棺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独特葬具装饰形式。
吐蕃时期青海地区多见彩绘木棺，而中原内地多见无彩绘的漆棺，这也是两个地区不同文化的融合形式。由于制漆技术和原材料所限，青藏高原制作大件漆器是极其不易的，这也暗示了该墓葬具有非同一般的级别。
尤其重要的是，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先例。
鎏金王冠显示墓主人很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曾经拥有极高的统治地位，由此也可以推知吐蕃时期在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可能设置有高级别的行政和军事建制。
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历代王冠极少出土，均被盗扰严重，或保存极差难以复原。墓葬内暗格的独特设置，可见造墓者用心之良苦。
根据出土物特征和壁画内容风格，可以推测该墓葬为吐蕃时期，碳14测年显示为公元8世纪。
这个时期吐蕃已经占领了青海地区，并以此为大本营，与唐朝在临近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展开激烈角逐。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处青海丝绸之路战略要冲，扼吐蕃通唐朝和中亚之门户。
吐谷浑统治时期和吐蕃统治时期丰厚的财富积累和文明发展高度，以及唐朝和中亚地区源源不断的文化输入，对于青海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该墓葬的发现，对于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10、广东“南海1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南海1号”沉船1987年发现于广东省台山、阳江交界海域，国家先后组织开展过多次水下搜寻、物理探测、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等工作。
2007年在多次水下考古工作基础上，以空前的整体打捞方式，完成钢沉箱静压下沉和水下穿梁后把5500吨的钢沉箱包裹的“南海1号”古沉船及其船货整体起吊出水，最后采用气囊拉移的方法平稳移入专门为之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
“南海1号”整体打捞的成功，开辟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和新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
“南海1号”沉没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南海1号”大量的贸易瓷器是为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外销品种，而不同文化的审美、器形、工艺等也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铁器、铜器、丝绸等手工艺制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业已成为输出的主要货物；
大量金、银、铜币的出现，显示出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到海外贸易体系当中，再现了南宋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
“南海1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其蕴藏的信息总量极为庞大。
在此优越发掘条件下，考古队引入聚落考古理念，将“南海1号”作为某一时间节点上高度浓缩的聚落形态，对海洋沉船的埋藏环境、古代贸易活动和海上生活、沉船遗址的海洋生态、古代中外生物交流等进行综合研究。
“南海1号”发现及打捞发掘工作前后历经近三十年，也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我国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水下考古学科领域的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