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房子一直是中国人关心的大事。从孟子的“居者有其屋”，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安居而后乐业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人民的生存梦想，对房子的热爱似乎早已成为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房子常常与当下一样稀缺，住房问题同样是一个让百姓苦恼的社会热点。说起买房，古代名人也是一肚子苦水。苏辙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陆游言“犹愧先楚公，终身无屋庐”；欧阳修进京后感叹“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而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古代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想了不少法子。
唐朝：房屋买卖“先问亲邻”
唐朝出台了一种持续了一千多年的限购政策，“天下诸郡……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唐会要》卷85）即全国不管哪个城市，一切地皮和房产，想出售，先问亲戚和邻居。
假如你不问亲邻，亲邻发现你的房子住了新人，可在一年(南宋改为3年)内向官府告状，要求以原价赎回，重新出售，并以房亲为第一售房对象，四邻为第二售房对象。除非遭遇天灾，亲邻们逃荒逃到了外地，你急等用钱，又无法询问，你不得不卖房，同时有见证人签字画押，有买卖合同，有缴税证明，有公章，政府才不予追究。
其实，这种规定是为了保护当时的宗族制度。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础是宗族制度，一切的不动产在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都是个人与族人所共有的，尤其是房屋这种由祖上遗留的房产，如果未经叔伯兄弟同意就出售，很可能伤害其情感与利益。为了维护这种基础制度的稳定，减少宗族内部的纠纷，朝廷规定在卖房前一定要先征求亲属的同意。另外，也为了便于亲邻检举，进而便于政府控制每一户居民。简言之，政府人为设置亲邻障碍，必定减少住房交易，必定增加居民迁徙的难度，这样把百姓都固定到土地上，统计人口也好，征收赋税也好，勘破案件也好，都变得很容易。
宋朝搞限购禁止京官在京城购二套房
大宋朝廷也搞过限购：限制京官在京城购买第二套房。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诏令：“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购置产业。”当时之所以会出台这样的诏令，一是为了限制兼并，二是为了平衡住房市场上的供需矛盾，让老百姓有房可买。
现在政府出让国有土地给开发商，用的方式是招、拍、挂，即招标、拍卖、挂牌。宋朝朝廷同样是这样卖地的，不过当时不叫招标和拍卖，而是叫做“实封投状”：朝廷公布地块和底价，有意向的买家把自己能出的价钱写在纸上，装到信封里，投进朝廷指定的标箱，报价期满，朝廷开箱，公开念出各人的报价，出价最高者可以买到地皮。
明朝政府逼着官员给穷人盖房
朱元璋是第一个逼着官员在全国范围内给穷人盖房的皇帝，也是唯一的一个。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农民皇帝，出身穷苦，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穷人的住房保障问题提上了日程。
《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众，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多旧养济院，隘不足容，命于龙江择闲旷之地构260间以处之。从之。”朱元璋让南京的官员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
圣旨颁布后，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于是一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执行了。
试点成功，朱元璋龙颜大悦，认为可以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了。在当年年底，他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意：“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
理想毕竟是理想。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还是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清朝为旗人建经济适用房
明朝以后，因为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住房越来越成了执政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于是，在清朝，经济适用房出现了。但是清朝的经济适用房，和现代的恰恰相反，清朝的经济适用房是专门为特权阶层建造的。
在清朝，不仅在北京城里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经适房；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享受特殊优待的旗人居住区。以南京为例，当时明故宫至通济门的一大片区域都划给了满人。满族人聚群而居，因此南京人把这块地方称为“满城”。至今，在这一块区域内，还留有蓝旗街的名字，顾名思义，当时这里是蓝旗满人的经适房。
再回首，即使到今天，房子依然如同它在历史上一样，和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像我们的先辈一样，我们追求属于自己的屋檐。居不易，中国人就更爱房子，或是为了成家，或是为了安心，或是为了宁静，或是为了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