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的形成与传播，给每个时代的人们带来深刻的影响。疫病不仅能够毁灭个体的生命，而且还影响或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每一次重大疫病的流行，几乎都会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破坏。
宋代是中国古代疫病频发的时期。瘟疫的流行，迫使宋朝官府、医学家和官僚士大夫等对疫病的成因和治疗进行积极的探索，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力地促进了中医传染病学、病因病机学和临床方剂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传染病防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宋代医学家提倡的防疫之法
宋代医学家除了重视治疗具体的急性传染性疾病外，还多次强调防疫、辟疫的重要性。“疗疫气令人不相染，及辟温病、伤寒”，提供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防疫之法，充分反映了中医学“未病先防”的思想。
（1）防疫药物
宋代医学家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介绍了多种防疫药物，有屠苏酒、辟温粉、千敷散、杀鬼丸等，被民众广泛加以应用。
屠苏酒，预防伤寒、瘟疫。其方组成为：“大黄，桂枝，桔梗，川椒（各十五铢），白术（十铢），乌头，荜菝、防风（各六铢）。?咀，缝囊盛，以十二月晦日早，悬沉井中至泥，正旦平晓，出药置酒中，屠苏之东，向户饮之。”庞安时规劝人们积极饮用此酒：“屠苏之饮，先从小起，多少自任。一人饮一家无病，一家饮一里无恙。饮药酒三朝，还置井中。若能岁岁饮，可代代无病，当家内外井皆悉着药，辟温气也。忌猪肉、生葱、桃李、雀肉等。”
辟温粉，可预防瘟疫传染。其方组成为：“芎术，白芷，藁本，苓陵香（等分）。为末，每一两半入英粉四两，和匀，常扑身上，无英粉蚌粉亦可。凡出汗大多，欲止汗，宜此法。”为了防止瘟疫传染，研雄黄喷入鼻子中，“水研光明雄黄，以笔浓蘸涂鼻窍中，则疫气不能入，与病患同床亦不相染。五更初洗面后及临时点之。凡温疫之家，自生臭秽之气，人闻其气实时以纸筋探鼻中，嚏之为佳。不尔，邪气入上元宫，遂散百脉而成斯病也。以雄黄点之，则自不闻其气，并辟诸恶怪梦神良”。
千敷散，辟温疫恶疾，预防传染，古今名贤相传许季山撰。其方组成为：“附子（一个，一分者），细辛，干姜，麻子，柏实（各一分）。细末，和入柏实、麻子令匀，酒服方寸匕。”其疗效，“服药一日，十年不病；二日，二十年不病；三日，三十年不病，受师法保应。三日服之，岁多疫则预服之。不饮酒，井花水服亦得。忌猪肉、生菜”。
辟温杀鬼丸，薰百鬼恶气。其方组成为：“雄黄，雌黄（各二两），羖羊角，虎头骨（各七两），龙骨，鳖甲，陵鲤甲，猬皮（各三两），樗鸡（十五枚，无，以芫青五枚代），空青（一两，无，以石绿代），川芎，真朱砂（各五两），东门上鸡头（一枚）。细末，以腊二十两并丸，鸡头大，正旦门前烧一丸，男左女右，臂上带一丸，辟百恶；独吊丧问死，吞下一丸，小豆大；天阴大雾，烧一丸于门牖前，极佳。”
务成子萤火丸，主辟疾病恶气，百鬼虎野狼，蛇虺，蜂虿诸毒，五兵白刃，盗贼凶害。其方组成为：“萤火，鬼箭（削取皮羽），蒺藜（各一两），雄黄，雌黄，矾石（各二两），羊角，锻灶灰，铁锤柄（入铁处烧焦，各一两半）。为末，以鸡子黄、丹雄鸡冠一具和之，如杏子大，作三角绛囊盛五丸，带左臂，若从军，系腰下勿离身，若在家，挂户之上，辟绝贼盗温疫，神良。”庞安时还列举了历史上应用萤火丸防疫的神奇验历，“曾试此法，一家五十余口俱染病，唯四人带者不染”。颍川民大疫，“府君从之，病者即愈，疫气遂绝”。
医学家朱肱在《南阳活人书》中也提供了两种防疫药物。第一方，老君神明散，辟疫疠，其方剂为：“白术（二两），桔梗（一两），附子（二两，炮，去黑皮用），乌头（四两，炮，去皮脐），真华阴细辛（一两）。上捣粗筛，缝绢囊盛带之，居闾里，皆无病。若有疫疠者，温酒服方寸匕，覆取汗，得吐即瘥。若经三四日，抄三寸匕，以水二碗，煮令大沸，分三服。”第二方，务成子萤火丸，主辟疾疫恶气，其方剂为：“萤火，鬼箭（削取皮羽），蒺藜（各一两），雄黄，雌黄，矾石（各二两，烧汁尽），羚羊角，锻灶灰，铁锤柄（入铁处烧焦，各一两半）。上捣筛为散，以鸡子黄并丹雄鸡冠一具和之，如杏仁大，作三角绢囊盛五圆，带左臂，扔更挂户上。”
窦材《扁鹊心书》记载的神方“中和汤”，治伤寒、瘟疫，头目昏痛，发热，鼻流清涕。其方剂为：“苍术（一斤，米泔浸），川乌（炮），厚朴（姜制），陈皮，甘草（各四两），草果（二两）。共为末。每用四钱，生姜七片，水煎和渣服。”他特别指出：“服此不致传染。”
宋王介撰绘《履巉岩本草》所载药物（国家图书馆藏明抄绘本）
（2）防疫符咒
书禁科是宋代太医局教育中九科内容之一，因此，符禁咒语也被广泛应用于预防疫病。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及前代医书、道书等保留了大量的符箓、禁忌和咒语等。在今日看来，此种做法具有一定的迷信成分。
宋徽宗敕编《圣济总录》符禁门列有专门的“禁瘟疫法”，指出“知祝禁之术，治病良法，仁政先务也”，“用之有应否者，特在于正与不正之异耳”，“若乃存心定气，称诵神名，丹书符印，为驱除攘辟之法，使神藏安宁，邪气自去，夫岂小补”。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咒语和符箓，包括禁时气温疫病法、禁时气法、禁疫鬼文、禁时气瘟疫法、度恶世禁法、禁时气却疫法、禁温疫法、唾时行头疼法、禁病敕粉大法、禁温鬼法、敕治寒热符咒、辟温疫邪注伏尸符咒、驱辟五方温魔咒、北帝驱五方神魔大咒和禁疟法等，主治“伤寒热病，温病，时行疫疠，所感不同，其证相类，率皆风邪毒气之伤人”。
宋代官修医书《神医普救方》和《圣济总录》所载治疗瘟疫的符咒
宋代医学家防治瘟疫的特点
医学家是宋代瘟疫防治的重要社会力量之一。他们一方面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派遣，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另一方面又积累经验，亲撰医书，简化官府医方，精选各家名方，使其在择方、配方、性状、论述诸方面，易于为民众接受。其对中药处方的搜集、选择、应用和总结的过程，使许多流传广泛且行之有效的处方被保存了下来。宋代之所以在瘟疫防治方面取得重大的成就，与医学家的广泛参与是分不开的。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阐发疫病病因、病理和病机的著作，中医基础理论和方剂理论也得以发展。
总之，宋代医学家解释的疫病成因、撰写的方书著作和提供的防疫之法，有源有证，有说有方，有古有今，有取有舍，在临床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些实用性较强的医书著作，有的是医学家几十年临床经验的总结，有的是医学家汇编的方书精华，有的是医学家整理的民间验方、效方和官僚士大夫珍藏的秘方、奇方等，不仅可以“酬满所志”，而且对于有效地防治各类疫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许多医方仍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