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瘟疫总是与人类如影随形，时不时就会冒出来作孽一番，无论人种，不分国别，也防不胜防。在对疫情这些流行病的防范与治理措施上，中国古人大致的思路可以总结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中国古代记载疫情的文献很多，如《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中都有部分疫情记载。在传统史籍记载中，疫情的说法实际就是一种流行病，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一般通称为“疫”，合称“疾疫”。以现代病理学的分类，古代发生过的疾疫范围甚广，大致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
从文献来看，中国古代十分注重防治结合。如《论衡》告诫人们不能吃老鼠碰过的东西；《金匮要略》则指出，决不能吃被虫子、蚂蚁咬过的掉在地上的果实；《淮南子》总结民间经验，认为被打死的病犬不可以投入水中，否则会污染水源。古代城市污水也受到重视，据说西汉萧何在未央宫修建了下水沟；为了减少城市灰尘，还制造了类似洒水车的“翻车渴乌”。
自先秦开始，古人对疫情重视防患，《黄帝内经》提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治未病的重要举措就是搞好环境卫生。如南宋的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他看到泉州城内的水沟湮阏已经很久，如“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于是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
我们传统的节俗中有“扫年”的习惯。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将自己家里彻彻底底扫个遍，以“除尘”来防患因脏乱差可能造成的疾疫。中国民俗端午节，其实就是古中国的全民“防疫节”。这一节俗，家家户户都有饮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焚苍术等习惯，实际上，这是古人们为了杀菌消毒预防疾疫发生的一种措施。因为在端午节时，天气由暖转热，气温骤升，气候多变，是百虫滋生、身体易感季节。由此可见，古人在对疫情防范方面，从政府到民间，还是十分重视的。
在控制疾疫的传播上，古人非常注重对病人衣物的消毒处理与善后处理。在疫情治愈后，为了防止造成疫情的复发蔓延或二度传染，古人还会对之前病人穿过的衣物进行“消毒”处理。明代李时珍提到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代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中提到“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对一些因疾疫不幸亡故者，朝廷也会赐予棺器盛殓，采取掩埋或集中处理的方式阻断疾疫传播，如宋代的漏泽园制度。
这是古人经过无数的疫灾之后，总结出来的一种遏制疫情传播最有效的方法和经验。
古代，医学并不发达，信息传播也慢，交通更是落后，唯一的优势就是：人群的密度比今天小，交通不畅传染慢。古代疫情暴发后，大多会集中在某一地段或者某一区域内，并不会像今天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短时间内造成一场世界性的疫情。所以隔离法一直都是古人阻断疫情蔓延的上上策。
在古代的隔离法中，通常的做法就是将病人安置到一个空置地域，然后由官府集中给药进行医治服务。如《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在汉军西征讨伐羌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这时候，感染疾疫的官兵被统一安置到了“庵庐”中进行隔离治疗。因此，像在南朝齐时所设的“六疾馆”，北魏设立的“别坊”，唐朝设立的“患坊”，宋代设立的“安乐坊”，还有明清时期的“养济院”，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的时候建设起来专供隔离治疗疾疫的专用场所。
在古代的隔离法中，还有一种是自我隔离。
比如在晋朝时，类似的记载有，如果朝臣家有人染上时疫的，只要一家有三人以上被感染，那么就算没有被感染的人，在百日之内都不能上朝，必须保持自我居家观察。以此来看，古人在自我隔离的时间规定上，比现代人时间还长。毕竟，古人除了在隔离上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外，基本没有什么先进的医疗检测方法，百日隔离，才算能让人彻底放心。
在古代，疫情发生后，在治疗方面，基本上都是由官方来牵头组织。
明朝以前，大多数是由官府组织民间郎中进行医治。而从明朝中期开始，医疗体系逐步完善，太医院的太医在人数上也颇具规模，大约可达300人以上，这时候，但凡暴发疫情，皇帝就会调拨一批太医院的太医深入民间问诊治病、送医施药。
《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城暴发了疾疠后，明世宗朱厚熜亲自牵头，检验并制成《济疫小饮子方》，同时“颁下所司，遵用济民”，下令由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驱除疾疫。
在医治疾疫方面，中国的中医药积累了无数宝贵的经验。
虽然古代的医疗水平和设施无法与今日相提并论，但中医世世代代积淀的对治疾疫的实践和经验十分丰富，为后世治疗疾疫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帮助。被后人尊为“医圣”的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收录了不少对治不同疾疫的药方，如治疗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治疗乙型脑炎和流脑的“白虎汤”与“竹叶石膏汤”，治疗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的“葛根黄芩黄连汤”，治疗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的“菌陈蒿汤”，治疗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的“白头翁汤”，等等。后代类似的药方就更数不胜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