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北方，它不仅是西汉200余年的名都（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帝刘玄政权），东汉献帝、西晋愍帝等也将这里作为临时之都。此后，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后秦和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均在此建都。隋迁大兴城后，这座古老的城市作为隋唐新都北面禁苑的一部分，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汉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始于1956年。根据当时的测量，城的平面不太规则，东城墙长6000米，南城墙长7600米，西城墙长4900米，北城墙长7200米，周长25700米，面积约36平方公里。城墙外一周有壕沟环绕。
汉长安城内有8条大街，分别与未央宫、长乐宫附近4座城门以外的8座城门相连，这些纵横交错的街道将城内空间分割成11个区域，中部、南部的5区分布有未央宫(包括武库及其以南的“东第”住宅区)、长乐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桂宫与北宫之间可能为包括“北第”在内的邸第住宅区，西北部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可能占有3区，东北部的2区应为闾里。（图一）
一、汉长安城城门遗址考古发现
汉长安城每面墙上开3门，四面共有12座城门。东墙由北向南是宣平门、清明门和霸城门；北墙由东向西为洛城门、厨城门和横门；西墙由北向南是雍门、直城门和章城门；南墙由西向东为西安门、安门和覆盎门。从已发掘的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和直城门等城门遗址看，每座城门都有3个门道，每个门道的实际宽度约为6米。由于城门之间的隔墙宽度不同，造成了城门规模的差异，其中与未央宫、长乐宫宫门相对的西安门、霸城门门道隔墙宽14米，整座城门面阔52米，远比其他面阔32米的城门显得宏伟壮观。另外，东城墙上的宣平门、清明门和霸城门，城门南北两侧的城墙在距城门不远处均向外折，形成类似瓮城或阙的设施，显示出与其他城门不同的特征。
（一）宣平门
1957年10月下旬至12月中旬发掘。遗址保存较好，可分为三个时期。西汉时期的宣平门为一门三道，门道宽约8米，减去两侧立柱所占的2米，净宽约6米；门道之间的隔墙宽约4米，所以城门总宽约32米；城门进深与城墙宽度相同，为16米；据钻探，城门南北两侧的城墙在距南北门道17米处向外（东）折出，折出部分都是南北宽约25米，东西长约35米。（图二）
图二西汉宣平门总平面图
宣平门在王莽末年或稍后焚于战火，东汉初年进行了第一次重建，城门形制仍为一门三道，门道宽度收窄为6.5米，但净宽仍为约6米。重建后的城门可能使用至魏晋时期。
宣平门的第二次改建是在十六国的后赵时期。改建后，城门楼、三个门道具备，但门道净宽和进深均变窄，净宽约为5.3米，进深约为13米，在中门道内确认了安置门扉的位置，在中门道和南门道地面下发现砖砌的水道。据考证，该城门在十六国时期已改称为青门。改建后的城门与其新名一起使用到隋代，但中门道在十六国后期被一道夯土墙封堵了起来，遭到废弃。到了唐代，门道全数被夯打填堵，宽度与城墙取直，宣平门至此终结了它的全部历史。
（二）霸城门
1957年3～4月发掘。确认只有南门道存留了下来，中门道和北门道已毁。南门道的宽度、进深与西汉宣平门的门道相同。经复原，门道之间的隔墙宽度为14米。在南门道以南的城墙内（西）侧发现有房屋遗迹。据钻探，城门南北两侧的城墙在距南北门道20米处向外（东）折出，折出部分都是南北宽约10米，东西长约40米。南门道于王莽末年或稍后被战火焚毁，在以后的朝代里一直是弃而不用的。
南门道的结构是：在门道南北两侧的地面上各平铺一排础石，在础石的外侧（包括缝隙处）涂泥包裹，在两排础石上各置两排断面为长方形的木地栿，在内侧的木地栿上树立直径约30厘米的圆形木柱。（图三）从门道内从顶部塌落的夯土看，门道两侧并列的木柱上应该架设有平顶的棚木，棚木之上夯筑土台，土台之上筑造门楼。
图三西汉霸城门南门道平面图
2003年底，为配合霸城门遗址保护工程，对之又进行了全面勘探，在南门道以南的城墙内（西）侧发现一段墙体加宽，推测此处可能是马道。
（三）西安门
1957年3～4月第一次发掘。清理出中门道和东门道，门道宽度、进深以及结构等与霸城门南门道略同，不同的是础石均埋入地面之下。测得二门道之间的隔墙宽14米。在中门道与东门道、中门道与西门道隔墙的内（北）侧清理出房屋遗迹。在东门道下埋设有砖砌排水涵洞。确认西门道已被毁坏。
中门道和东门道在王莽末年或稍后被焚毁后，经过清理、平整，一直沿用到隋，但这一期间可能已无门楼。到了唐代，二门道均被夯填封堵，彻底废弃。
2008年，配合西安门遗址保护工程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南门道以南城墙的内（北）侧揭露出排房以及马道遗迹。
（四）直城门
1957年3～4月第一次发掘。确认保存有三个门道，但未全面清理到底。中门道和南门道同霸城门的南门道一样，在王莽末年或稍后毁于战火后一直未再使用，门道宽度、进深以及结构等与西安门略同，不同的是中门道和南门道两侧各放置两排较小的础石（北门道两侧为一排较大的础石）。在中门道西端存有一排门限石，可以了解门扉的安置位置和方法。在南门道以南的城墙内（东）侧发现有房屋遗迹。只有北门道一直沿用至隋，在十六国后赵时曾改建过，宽度收窄到约5.6米，进深收窄到约13.5米。在北门道下存有砖石并筑的排水道，时代属于西汉。同样是到了唐代，此门道被夯填封堵了。
2008年，为配合直城门遗址保护工程，对其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将三个门道的大部都揭露了出来。发掘取得了一些新认识：西汉时期的城门进深约20米，比城墙有所加宽；中门道地面非常平整，少有使用痕迹，当为皇帝等少数人使用的驰道；在南门道下发现西汉时期的大型砖券排水涵洞；北门道有三期路面，自下而上分别为汉晋时期、十六国时期和北朝时期，清理出西汉时期的门限石，从而明确了门扉的安置方位，北门道下主要用石板构筑的排水渠应为西汉以后重修，并使用到十六国时期，另在北朝时期的路土中发现一条砖砌小排水沟。
2013年，在直城门以北的城墙下又发现一条石砌排水渠，所用石材可能是城门处西汉时期的柱础石。此渠的时代应在北朝或以后。
（五）其他城门
除了上述经过发掘的4座城门，清明门的勘探亦附设有像宣平门和霸城门那样类似瓮城的设施；安门经试掘确认已被彻底毁坏；章城门经试掘发现了一个门道；雍门经勘探仅明确了其位置。其他4座城门，即南城墙的覆盎门和北城墙的横门、厨城门、洛城门，或位于村中，或被道路等占压而无法勘探。
二、汉长安城城门遗址考古研究
（一）城门分布与形制——体现都城的礼仪性
1. 城门分布
笔者曾认为，由于长安城是先有宫、庙（市、库、仓），即长乐宫、未央宫、北宫、高庙（大市、武库、太仓）等建筑，然后才围筑城墙，修建城门，所以，城门的位置大多已被先有的建筑和道路所决定，筑造城墙、城门所遵循的原则可能是实用性和便利性。似可看出，在南城墙上也只能建造三座城门，其中两座（覆盎门、西安门）分别北对长乐宫和未央宫的南宫门，另一座（安门）位于两宫之间，经此门向北的大街为了避开武库，只好从其东侧经过；其他三面城墙也应以各建三座城门为宜。当然，四面城门数量的严整统一，也可能是为了追求礼仪性。至于一面三门的分布是否受到了前代都城城门布局抑或《周礼·考工记》的影响，因考古资料的不足以及对《周礼·考工记》成书年代的认识不同，尚未达成共识。
2. 城门形制
汉长安城的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和直城门均确认为一门三道，其他城门虽未经发掘或已湮灭无存，但从通向城门的宽阔大街看，有可能都是一门三道的形制。王仲殊认为西汉长安城城门和街道制度等可能是受到了《周礼·考工记》的影响，或者相反，即汉儒据长安城的现状增改了《考工记》的“匠人营国”部分。众所周知，秦都咸阳至今尚未发现城墙和城门，所以在城门形制上是否存在“汉承秦制”尚不可知，不过从东周楚都纪南城和寿春城存在一门三道的城门形制看，西汉长安城城门不排除“汉承楚制”的可能性。西汉立国之初，统治者中有不少是来自楚文化区，他们汇聚于长安，自然将楚文化带到了长安，例如高祖刘邦就喜欢楚服、楚歌与楚舞，汉墓中亦可看到不少楚文化的影响。
就门道数量而言，如果从安全性上看，一门道当比三门道更利于管理和控制。因此，虽然在体现都城的威严性上，三门道优于一门道，但一门三道更能体现出都城的礼仪性。笔者曾论及都城具有礼仪性，当时主要着眼于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的礼制建筑，如果说礼制建筑体现出的是都城的祭祀礼仪性，那么一面三门的城门分布与一门三道的城门形制所体现出的应是都城的现实礼仪性。在一门三道中，中门道（驰道）为皇帝等极少数人所专用，其他人只能使用两侧的门道。
（二）城门规模与类型——体现都城的威严性
1. 城门规模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由于门道之间隔墙宽度的不同，造成了城门规模的差异：第一种只发现西安门和霸城门两例，门道之间隔墙宽约14米，城门总宽达52米；另一种宣平门和直城门即其两例，门道之间隔墙宽约4米，城门总宽约32米。一般认为，多数城门的规模为后者，前者属于特例，其原因如发掘者所言，可能是因为西安门北对未央宫、霸城门西对长乐宫之故。
2. 城门类型
汉长安城东面城墙上的宣平门、清明门和霸城门三座城门附带有其他设施，即在城门外的南北两侧，各由城墙向外（东）筑造出一段夯土墙，此设施或被认为是阙，但亦可视为犹如瓮城的结构。这种附属设施之所以仅见于东城门外，从而形成不同于其他城门的特殊类型，可能是因为只有东城墙外比较开阔（北城墙紧邻渭河、西城墙外有规模宏大的建章宫、南城墙外广布礼制建筑），并作为进出长安城的主要方向，能够为众人所瞩目。
笔者曾认为都城具有威严性，面对皇宫未央宫和太后之宫长乐宫的城门规模比其他城门宏大，以及东面城墙上三座城门外另设附属建筑的做法，主要应是为了显示都城的威严性。当然，东城墙上三座城门外的附属建筑也具有一定的防卫作用，因为东面正是长安城最易受到威胁的方向。
（三）城门排水与防卫——体现都城的安全性
1. 城门排水
城市水系包括供水和排水两大系统，排水主要针对的是雨水。汉长安城内由地下暗管和地面明渠组成了一整套排水系统，雨水除了自然渗入地下外，大多经由单座建筑或一个建筑群、一座宫城，汇入城内大街两侧的沟渠，最后通过城门下面的涵洞流向城外的城壕。已发掘的四座城门中，西安门的东门道下埋设有大型砖砌涵洞，直城门的南门道下发现相同的砖砌涵洞，涵洞出城门后向南折拐，与城门外大道南侧的明渠相接。直城门不仅南门道下发现西汉时期的排水涵洞，北门道以及城门北侧的城墙下也发现两条其他时代的排水暗渠，这是城门在东汉、魏晋十六国和北朝沿用时的排水设施，说明城门排水与城门建制相始终。宣平门在十六国时期以后的中门道和南门道地面下发现有砖砌水道。
2. 城门防卫
在霸城门以南城墙内（西）侧发现附属建筑和马道遗迹；在西安门中门道与东门道、中门道与西门道隔墙以及东门道以东城墙的内（北）侧均清理出房屋遗迹，在西安门以东城墙内（北）侧也发现马道遗迹；在直城门以南城墙内（东）侧同样清理出附属建筑，由此看来，在城门内侧依托城墙或隔墙普遍附设有房屋，这里应是城门屯兵处。《汉书·武帝纪》曰：“（征和二年）初置城门屯兵”，《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曰：“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有司马、十二城门候”。
笔者曾从八个方面总结都城的安全性，其中“防卫之严”部分已包含城门防卫，但“池苑之广”部分只关注到城市供水，忽略了城市排水，其实排水也是构成都城安全性的重要内容。
（四）城门系统与沿革——体现都城的时代性
1. 城门系统
城门由本体（门道、门楼）、城内附属建筑（房屋、马道）和城外附属建筑（“阙”、城壕、桥）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但构成这一系统的诸要素并非是一次性完成的。例如，经发掘确认，霸城门外南北两侧的“阙”，可能是后来附加上去的，因为它与城墙不是同时构筑的。
2. 城门沿革
城门系统不仅在同一时代其各要素会有所增减，不同时代更存在废弃、继承、改造等沿革问题。例如，霸城门的南门道在西汉以后即弃而不用；西安门的东门道和中门道被一直沿用到隋；直城门在西汉以后只启用了北门道，包括排水系统也转移到了北门道和城门北侧的城墙之下；宣平门不同于其他三座城门，此门屡毁屡建，一直作为拥有门楼的完整建制而沿用至隋，这不仅因为它是进出长安城最为繁忙的城门，更是因为十六国、北朝长安都城的中心（宫城）转移到了城的东北部。
可以说，一座城门的兴废、沿革，有时是一座都城历史的浓缩，正因如此，城门成为都城考古十分重要的发掘、研究和保护对象。
三、结语
城门是都城极其重要的建筑设施，它承担着通行的功能、防卫的功能，同时还发挥着彰显都城威严性和礼仪性的作用。
城门与城外大道相连，构成了都城周边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汉长安城主要的交通方向，一个在东方，连接着关中东部以及关东、东北、东南的广大地域，此方向尤以宣平门作为出入都城的主要门户；另一个在北方，连接故秦都咸阳以及北方、西北更远的地方，此方向可能以横门作为出入都城的主要门户。
城门与城内大街相通，构成了八条纵横交错的直街，其中应以连接东方的宣平门大街和连接北方的横门大街通行最为频繁，从而成为汉长安城的交通干道，或可称之为中心大街。
汉长安城是在利用秦都咸阳“渭南”宫室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于旧宫新葺、多代利用型都城，所以其城市布局受制于旧有的建筑格局，没有真正居中的大街，无法形成所谓的城市轴线。洛阳城的情况相似，例如魏晋及以后的洛阳城是在秦汉洛阳城南北宫制的基础上建成的，所以其南北向中心大街偏于城市的西侧。因此可以说，真正的城市轴线应是从新建型城市中发展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