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物承载国运，牵连民心。70年筚路蓝缕，路转峰回，每一次文物回归之路，都在凝聚着民心，激昂着力量，重重擂响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鼓点。
9月17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伯远帖、五牛图、王处直墓浮雕石刻、龙门石窟石刻佛像、秦公墓地金饰片、皿方罍、圆明园青铜虎鎣、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等珍贵回归文物精品云集。
“为做好展览筹备工作，国家文物局系统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300余批次、15万余件回归文物情况，精心遴选25个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回归案例，统筹调集全国12个省市、18家文博单位的600余件文物参展。”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展览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文物回归典型案例为呈现重点，以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制度建设为串联主线，通过回归文物和文献影像等辅助展品的展示呼应，勾勒描绘出流失文物七十载回家之路的壮丽图卷。
流失文物回归渐成趋势
展览中展出了《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享有盛誉的皇家巨典和百科全书，共计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约8000种古代典籍，堪称辑佚之渊薮。明嘉靖年间曾摹录一套副本。《永乐大典》已知存世仅存800余卷、400余册，每一册均极为珍贵。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国士兵曾从北京翰林院抢走3册《永乐大典》，后收藏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1955年12月11日，前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向中国返还了这3册《永乐大典》以及10面义和团旗帜。周恩来总理在首都体育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接收了这批文物，并在答辞中说到：“中国人民十分珍重自己祖先光荣斗争的历史和文物。因此，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来接受这个伟大友谊的礼物。中国人民的许多历史遗产还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中作为‘战利品’陈列着。中国人民更不能忘记，直到今天，帝国主义还霸占着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人民坚决相信，这些所谓战利品和那部分领土，总有一天要归还给自己祖国的。”
此前，1951年、1954年和1958年，苏联分别向我国返还了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列宁格勒大学等机构收藏的64册《永乐大典》。外国政府向新中国返还的这两批流失文物，开启了中国流失文物回归历程的崭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伊始，虽国力维艰、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已将遏制文物流失、抢救重要国宝摆上重要议程，建章立制、革弊振颓。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令。严格的文物出口限制，行之有效的文物进出境审查机制，迅速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珍贵文物大量流失的局面。在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指挥下，“香港秘密抢救文物小组”筹谋港岛，成功抢救大批珍贵文物，中秋伯远、潇湘五牛、熙载祥龙、陈氏珍泉，国之重器重回祖国怀抱。归国游子、海外华人振奋于新中国之建立，搜求海外遗珍，慷慨捐献国家。
杨铨先生捐赠的陶瓷、铜器、玉石器、漆木竹器、文具等文物，侯宝璋先生捐赠的陶瓷、铜器、书画等文物在展览中均有展出。
返还追索实践不断刷新
汉代的“司马军印”铜印章、唐代的白釉盘口壶、宋代的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瓶、唐代的《裴公墓志》等，观众不时驻足观看，这些文物是1998年从英国追索回的三千件文物中的一部分。
1995年3月，3400余件中国文物被走私贩运至英国，被伦敦警方截获扣押。获悉相关情况后，国家文物局紧急派员赴英开展文物鉴别认定，确认为中国流失文物。这批文物时间跨度广，类型丰富，主要是来自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的被盗文物，包括远古化石、史前陶器、周代铜器、汉代印章、唐代墓志、宋元陶瓷、明代佛像、清代文书等，是我国辉煌灿烂文明的缩影，记录着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信息。
随即国家文物局向英国政府提出文物返还要求。
对于这起文物走私案件，英国警方积极主张刑事立案，但是英皇家检察院以文物走私发生地不在英国为由，决定不予起诉。随后，走私嫌疑人提起民事诉讼。伦敦地方法庭经过初步审理，决定将查扣文物判还走私嫌疑人。为应对不利局面，国家文物局将案件移交英国上诉法院，迫使地方法院冻结涉案文物。最后，在强大的司法与国际舆论压力下，涉案嫌疑人很快表达了庭外和解的意愿。
经过为期一年的艰难谈判，1998年1月，走私嫌疑人终于承认这批文物的所有权归属中国，同意将其归还。同年3月，这批珍贵流失文物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从英国追回的三千余件文物是迄今我国最大规模的流失文物追索案例，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协商谈判、执法合作、司法诉讼相结合的追索模式，对日后的流失文物追索工作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藏的大沽铁钟（“乐威毅公祠”铁钟）在展厅中格外引人注目。大沽铁钟是为纪念抗击英法联军壮烈殉国的直隶提督乐善于1884年铸造。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大沽口，古钟被英国士兵掠走并运回英国，其后被作为战利品存放于朴茨茅斯市维多利亚公园内，并被列入英国文化遗产目录。
2003年夏天，古钟被一名中国留学生偶然发现，立即牵动起中英两地人们的心弦。天津市政府和海外华人华侨通过多种渠道为古钟的回归奔走呼吁，在朴茨茅斯市政府和各界友好人士的支持下，成功推动英国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和朴茨茅斯市议会同意无偿返还古钟。2005年7月，大沽古钟重归故里。
大沽古钟因战争而被劫离去，又因中英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而归来，见证了时代变迁和人们对待文化遗产态度的历史性转变，体现了中英两国人民企望和平的共同心愿。铁钟外壁上段铸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大字，体现了在积贫积弱的时代人们对国家太平，人民安乐的祈愿。这口钟铭记着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勇气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伟大历程。
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回归的颐和园文物宝云阁铜窗、从美国追索的王处直墓浮雕石刻、回归的龙门石窟石刻佛像、从日本追索的北朝菩萨石立像、从丹麦追索的灰陶马车、从美国追索的唐代石椁和壁画，庄氏捐赠的吴昌硕《四季花卉图》屏、范季融捐赠的青铜器……
第一次通过国际司法诉讼追索走私文物，第一次叫停海外市场流失文物拍卖，第一次促使外国博物馆退藏返还被盗文物……在一次又一次的追索返还实践推动下，流失文物回归渐成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物事业迅速步入法制化、专业化的快车道，也实现了与全球化、国际化的接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行，1989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97年加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依靠国内立法的基础支撑和国际公约的合作框架，我国政府与相关国家逐步展开双边合作，探索形成了外交谈判、执法合作、民事诉讼等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有效途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流失文物，以海外华人华侨、国际友好人士捐赠方式回归国内。
文物返还“中国声音”显著提高
鸷鸟形金饰片、口唇纹金饰片、卷云纹金饰片、目云纹窃曲形金饰片、盾形金饰片……在展厅中分外亮眼。
20世纪90年代初，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多次盗掘，大量珍贵文物被转卖走私至海外。其中一部分金饰片被法国企业家弗郎索瓦·皮诺和收藏家克里斯蒂安·戴迪安获得，并捐赠法国吉美博物馆。数年中，国家文物局多次通过不同渠道向法国政府和吉美博物馆提出返还要求，积极谋求文物回归。由于吉美博物馆馆藏文物属于公共物品，且法国国内法规定“公共物品不可转让”，文物返还面临着重大法律障碍。
经过反复磋商谈判，中法双方最终找到了妥善的解决方法：金饰片原捐赠人皮诺和戴迪安分布别与法国政府解除捐赠协议，使之退出国家馆藏，再由二人将文物返还中国。2015年4月，皮诺将4件鸷鸟形金饰片交还给中国驻法大使翟隽。同年，戴迪安两赴北京，将52件不同形制的金饰片交还给中国国家文物局。
大堡子山秦公遗址金饰片的返还，是中法两国政府与友好人士通过创新机制、突破文物所在国现有法律障碍的方式实现文物返还的典范，开辟了文物追索的新路径，为中国乃至世界文物返还提供了示范案例。
此外，2011年，全国政协委员、收藏家郭炎也将其自境外获得2件鸷鸟形金饰片和1套金铠甲片捐赠给国家文物局。而展览中的青铜义尊、青铜义方彝、晋公铜盘等是我国公安机关得知被盗文物情况后，依法启动追缉行动成功追回的文物。
2018年，山西省公安机关在侦办闻喜“6.03”系列盗掘古墓葬专案期间获得重要线索，包括西周早期青铜器义尊、义方彝和春秋时期晋公盘等珍贵文物遭到盗掘后流失境外。公安机关随即启动追索工作，经境内境外缜密侦查，历时一年有余，终于查明确认文物流失路线、目的地等关键信息。2019年，三件文物分别被我国警方从境外成功追回，“回家”团圆。“义尊”“义方彝”铭文显示，它们都是“义”在受到周武王赏赐后为父辈制作的重要礼器。“义”是“丙”族的后裔。“丙”族是在商代是与王室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大族。“义方彝”和“义尊”的发现表明，进入西周之后，作为殷商遗民的“丙”族，因与周王室关系密切，还保留着较高的政治地位。
圆明园虎鎣、皿方罍器身、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等一大批珍贵文物，自欧洲、北美、日本等地重回祖国……
进入新时代，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下，我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新进展，进入了全方位发展、多层次提高的新阶段。
在国际公约框架下，我国政府与20余个国家就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签署双边协议，建立合作机制，与美、意等国政府间追索返还实践逐步深入。文物返还“中国声音”显著提高，主导制定反映文物流失国诉求的《敦煌宣言》，坚持呼吁历史流失文物应回归原属国，为完善文物返还国际秩序贡献中国方案。
国运兴则文化兴。文物流失，渐成过去。文物回归，正在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