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兴盛衰败，人才是不可缺少的一点。现代的考场，各级政府全部都用最高的水平和最强的力量，为考生们提供最优质的考试环境和最严密的保护，警车挡道护送考试诸如此类新闻源源不断，从这一点就能看出这是社会的共识——什么都可以耽误，绝不能耽误人才的选拔，否则就是耽误国家的未来。
古建中国的小编喜欢用古今做对比，古胜于今虽然寥寥，却每每值得深思，但就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选拔上，今天不知道胜过古代多少！单从考场的安保水平来说，您可能不敢相信，有明一代，除了战争，能一次把国家的精英人才一次“弄死”近一百人的，也只有在那时的“高考考场”——贡院里面了。
火神爷看上了贡院
明代的开科取士，是从洪武四年开始的，“时自畿辅外，加行中书省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一名”，这是明朝“以科第甲海内”的开始，但直到明朝永乐十三年，成祖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才建立起了“国家级”的会试考场——贡院。
明清的科举考试分成四个级别，最低的一级叫院试，由府、州、县的长官监考，考试通过后成为秀才，然后是乡试，这是省一级的考试，考中的就成了举人，再高一级的就是会试，由礼部主持，考生得来京城进贡院考，考中的叫贡士，这就算是拿到了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入场券，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通过者即成为进士。由此可见，能走进贡院，对于苦读诗书的士子们而言，是何等重要的一步进阶。
明清贡院的位置就在建国门内，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那一带。民国年间林传甲所撰《京师街巷记》一书所记：“观象台之西北，有贡院者，延袤数里许。”最早的贡院十分简陋，就是一些木板和芦席搭建的棚子，里面摆上最普通的桌椅。会试的时间一般是在农历二三月间，所以又名“春闱”。
从贡院落成那一天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就算是被火神爷看上了，三天两头地光顾。其中尤其被火神爷“钟爱”的要算明英宗朱祁镇，他在位的两个任期里，贡院分别发生了两次“不同凡响”的火灾。
首先是正统三年的顺天府乡试（当时京畿地区的乡试亦在贡院举行），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首场考试刚刚结束，贡院里就起了大火，“士子试卷颇有焚毁者”，负责考试的礼部官员怕承担责任，就想把场屋修一修，然后抓紧把后面两场考试考完（乡试会试都要考三场），但这对于那些参加完第一场考试后考卷被焚的考生而言，无疑等于将他们“自动放弃”。
多亏当时的正考官是侍读学士曾鹤龄。
曾鹤龄从小就是个读书刻苦的学生，但他的应考之路非常坎坷，先是因为照顾年迈的父母而弃考，接着哥哥去世后他又承担起照顾寡嫂和侄子的责任，还是无法抽出身子参加科考……等到他终于有机会参加会试的时候，已近四十不惑，却一举考中状元，名动天下。这样的经历使他深知考生获得考试机会的不易，所以坚决反对其他考官的要求，说本着对国家取士的负责精神，宁可多耗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也必须重新考试，不然上对不起朝廷，下对不起寒窗苦读的士子……礼部把两种意见报上去，明英宗同意重考。参加乡试的考生们欢声雷动，而事实证明，这一科后来考出了不少人才。
如果说正统三年的这场贡院火灾总算是以喜剧收尾的话，那么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捕，获释后又趁着弟弟明代宗病重发动夺门之变重新登基，一晃25年过去，天顺七年的贡院再起火灾，则是一出不折不扣的大悲剧。
一次烧死九十多名举子
天顺七年的贡院大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亡，所以在正史和古代笔记中多有记录，多相比照，可以清楚地还原这一惨剧的前后经过。
《明史》记载：“二月戊辰，会试天下举人，火作于贡院，御史焦显扃其门，烧杀举子九十余人”，《万历野获编》则指这场火发生在“首场”，也就是会试第一场，“焚死举人九十余人”，由于火灾太过严重，所以试卷也大多被焚烧，万不得已改成当年的八月再试，清代《茶余客话》说烧死的举子，实际人数不止九十，而是“百有十六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这场火灾与监试的御史焦显把考棚的大门锁上，导致考生无法逃生密切相关，时人甚至说就是因为监试官姓“焦”，才搞得贡院一片焦土。这里又引出了宋代的一个典故，据宋代蔡絛在《铁围山丛谈》所记，宋神宗元丰八年，礼部会试的考场——汴京的开宝寺发生大火，由于开宝寺“寺屋皆雄壮”，而救护者无法施救，导致“试官与执事者多焚而死”，一个多月后重新恢复考试，录取的状元姓焦名韬，于是有民谚唱：“不因开宝火，安得状元焦”。
天顺七年的这场贡院大火，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损失，也给士大夫阶层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大家悲痛万分的绝不是贡院被焚毁，而是那些应考的举子，寒窗苦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本来有机会科举高中一展宏图，为国为民做出贡献，谁知竟顷刻间灰飞烟灭，焉知其中会不会有杰出的人才，而今却尸骨无存……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录的那首悼亡遇难贡生的诗，读来令人无限哀伤：“回禄如何也忌才，春风散作礼闱灾。碧桃难向天边种，丹桂翻从火里开。豪气满场争吐焰，壮心一夜尽成灰。曲江胜事今何在，白骨棱棱漫作堆”。明英宗对此也深为惋惜，据说他赐所有遇难的考生以进士的功名，并由国家出资，在朝阳门外修筑坟冢，立起“天下英才之墓”的墓碑。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悲剧，礼部相关的负责官员却继续尸位素餐，不肯改造贡院或加强防火措施，《茶余客话》记载，正德三年再一次“贡院火起”，好在这次火灾发生在会试完毕之后，没有引起人员伤亡，而更为奇葩的是，“二十七日又火”，不仅把贡院内的至公堂烧塌了一半，而且居然还把考生的档案也给烧没了……
可能有人会问，贡院内为什么会如此容易着火呢？其实这是多种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贡院内的物品：搭建考棚的木板和芦席就不必说了，都是易燃之物，而会试是在农历二月举行，这时天气依然寒冷，贡院里为了取暖，每间考棚里都要设置火盆，整个会考期间，考生都要住在考棚里吃喝拉撒，所以在考棚周围设置有烹茶热饭的炉灶，明代考生又多有抽烟的嗜好，晚上写卷子还必然会用到蜡烛，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火种”，兼之京城的农历二月依然是大风肆虐的时节，一旦起火就是“火烧连棚”。
据说直到正德年间，由于张居正上疏，才将贡院彻底翻修，原料改为砖瓦结构以防火，从此以后，贡院的火灾事故就很少出现了。
浙江乡试遭遇诡异事件
说到贡院里屡屡出现的火灾，还应该考虑到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八股文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和压抑，科举制度又存在着很多的徇私舞弊和不公正现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每一次考试都是对自由思想和思辨精神的阉割，这就造成了参试的士子们或许应试水平都不低，但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人格乃至精神上的障碍。比如《涌幢小品》中就有这样一则记录，两个看上去平时交情甚好的考生，在参试的前夜同榻而眠，某甲等某乙熟睡后，蹑手蹑脚地打开某乙的行囊，取出他的笔，“悉嚼去其颖”，就是把毛笔上的毛都咬掉，然后依旧套上笔帽。等第二天开考时，某乙“抽用已秃尽”，不禁大吃一惊，找隔壁考棚的考生借笔，遭到拒绝，“恸哭欲弃卷出”……由此可见不止某甲，整个应考的群体都把其他考生视为有你无我的“仇敌”。在这种应试氛围下，一旦有考生答不出试卷或者觉得自己今科无望，精神疾病发作，举火自焚，也极有可能造成殃及整座贡院的大火灾！
事实上，威胁明清应试的士子们安全的，还不止火灾这一项。《万历野获编》记：明孝宗弘治五年，浙江乡试，“首场遇大雨”，粗陋的考棚哪里能遮得住雨，没多久，整个考场积水没过了膝盖，桌椅都漂浮了起来，别说坐着了，站都站不稳，“士子哗扰，竞散而出，约束不能止”。监临御史、监察宪臣等官员都觉得，既然遭逢雨灾，干脆今年的乡试就不考了，这一提议赢得了绝大多数考官们的同意，唯独左布政使刘大夏反对，他说：“再大的暴雨也有停的时候，而且下雨又不是什么要命的事，这个时候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国家抡才大典，对每个考生也都是一种考验，我建议等雨停后重新考，如果嫌考场残破泥泞而不回来的，悉听尊便，对那些坚持来参加考试的，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条件，择优登榜。”考官们集体商议后，决定采纳刘大夏的意见。消息传出后，陆陆续续返回考场的考生只有八百多人，“悉命还号舍”，正常考试，这一榜还真的考出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清朝康熙辛丑年的会试，京城遭遇了大风和沙尘暴，《茶余客话》记载，当时“风霾大作”，居然到了“拔木毁垣”的地步，好在这时会试已经完毕，只是等待发榜，但康熙却被惊得不轻，认为天象示警，这一榜可能埋没了真正的人才，要不就是中试者中隐藏着大奸大恶之徒，当然调查了半天毫无结果。乾隆辛未年的浙江乡试又出了幺蛾子，这回倒不是闹雨灾或风灾，而是雪灾，《茶余客话》记“三月十五日大雪，士子忍冻不禁”，下雪就下雪吧，天上还雷电交作，好像盛夏一样，闹得人心惶惶。不过，跟庚午年的浙江乡试发生的诡异事件一比，上述自然灾害又都不算什么了。这一年的八月十三日夜，浙江举行乡试，考棚里的考生们正在冥思苦想，突然“矮屋中闻轰喧之声，如江潮骤至”——众考生以为是钱塘江的潮水涌来了，吓得叫号不止，四散奔逃，考场像发生哗变的军营一般乱成一片，互相踩踏，监试官怎么都禁止不住，只能任这些考生“夺路而逃”，而大伙儿等逃到外面，却发现钱塘江江水如常，根本没有涨潮，“外间殊寂然无声也”……
不过，不管遭逢了多少是是非非，科举制度还是尽最大可能保证了帝国对人才相对公正的选拔。一直到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京城的贡院才算彻底丧失了职能，《京师街巷记》有记：“庚子后，变法维新，务实际，隙虚文，于是设学校以培人才，科举之制乃废，今则房舍已皆圮毁，仅坦墉尚存，榛莽荒秽，冷落极矣。”渐渐地，有人把布满残垣断壁的贡院开辟成溜冰场，堵住其他几个门，“只留北首西门一，以通出入”，春夏时节又改成打球场，总之由考试设施改造成了体育设施。再往后，到本世纪初年，这里又大火了一把——这个“火”字并非着火之意——在当年的土地上盖起了京城赫赫有名的豪宅“贡院六号”，记得有一阵子，北京人调侃暴发户，不再说“有钱你买前门楼子去啊”，而是说“有钱你买贡院六号去啊”，那时的贡院六号是六万一平方米，现在想来，仅博看官一笑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