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2年邗江吟社的词人厉鹗在他挚爱的城市杭州去世，他在生前热情地推崇烟草。虽然厉鹗确切的死因不明，但他曾在去世的前一年悲伤地提到，尽管他依然嗜烟如命，但因为身患肺疾而不能再吸烟了。厉鹗去世时的诊治医生不会用癌症、肺气肿或现在与烟草联系在一起的其他疾病来解释他的病痛。相反，厉鹗的医生观察到，由于多年来烟草的辛辣和火气造成的不良损耗，他的肺脏受到了致命的损害，以致维持生命所需的元气已经耗尽。从“天人合一医学”的宇宙论框架内部来看，经典中医的主流将做出以下诊断，即厉鹗的病因不是他偶尔抽一两袋烟，而是他在一生中抽的烟太多。厉鹗自称嗜烟如命，从年轻时就开始吸烟。在明清书籍市场上可以买到无数“养生”“食疗”和“本草”的著作，如果他听从这些书所提供的建议，他很可能活到60岁以上。此类著作虽然不要求读者戒绝烟草等“有毒”物质，但通常敦促他们尽量节制消费。
中医在17世纪初已经意识到烟草会伤害身体。事实上，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记述烟草的人一直在收录关于其潜在危害的警告以及将之作为药物使用的建议。在欧洲，从对烟草大体正面的医学评价到后来负面的评价经历了非常缓慢的转变，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在中国，通常同一个医生对烟草会同时持有两种看法。到20世纪初，大量医学文本依然将“烟草”列为一种可以被用于治疗某些疾病的药物，但同样的文本一般也会告诫不要过度使用。虽然我们意识到明清时期的医生从一开始就了解烟草的有害影响，但仍需要解释为什么大多数收录烟草的本草目录将之构建成对健康既有益又有害。只有当我们密切关注烟草进入中国医学文献的具体历史背景时，帝国晚期关于烟草对人体利弊的细微诠释才会充分显现。
烟草传入中国时，许多儒医都对新药物和新疗法抱有开放的态度。来自城市化的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医生尤其如此，那里既是明帝国文化和经济的中心，也是当时大多数最有影响力的中医学者的家乡。许多江南医生认为他们在一个全新的疾病环境中行医，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或许是对的。伴随着正在进行的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变化——经济的商业化、加剧的城市化，以及跨区域和海外贸易的扩大，地理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可能使传染病比以往传播得更广、更快。事实上，在16世纪80年代和17世纪40年代，一系列严重的传染病袭击了江南许多地区。特别是在1640至1644年传染病爆发时期，医生对病人的治疗毫无效果。此外，梅毒通常被认为是16世纪中国人不熟悉的一种疾病，它无情的传播导致一些人推断，权威文本（经方）不再能充分阐述当时的医学问题，该权威文本源自汉代，通过宋代皇家医学出版物传承，后经金元学者修订。因此，晚明医学文化的特点在于百家争鸣的医学思想学派具有罕见的多样性，至少其中有些学派推动了利用新的本草药物和替代性治疗方法进行的尝试，包括从国外引进的药物与疗法。吸烟是一种创新疗法，通过将之类比于其他可摄入物的方式而为人熟知。“温补”学派是天人合一医学的一个独特分支，受其影响的中医满腔热忱地将烟草采纳为一种药物。这股思潮在许多晚明时期的江南儒医中颇有影响，但远未成为主流。那些遵循其他传统的人，特别是那些信奉“养阴”学派的人，批评烟草的使用，将之视为一种完全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烈性物质。即便对于那些喜欢使用温补药物的医生而言，只有在对特殊体质的人患有的特定类型的疾病进行短期治疗时，灼热而辛辣的烟气才被视为有益的。
过度使用烟草的危害由17世纪的作者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并在18世纪通过全国畅销的大众医学手册得以广泛传播。但许多中国人依然吸烟。关于吸烟的长期负面影响的忠告变得越来越温和，这不仅是因为医学文本中穿插了另一种建议，而且因为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各种各样在消费者眼中具有独特药效的烟草产品。商家鼓吹他们特定的产品对健康的好处，甚至开发新的产品来卖。到18世纪中叶，尽管一直有医生警告吸烟有害健康，但想象中中国各种烟草产品的各种健康功效使个体吸烟者相信，他们在摄入的物质即使不对他人的健康有益，也对他们自己的健康有益。因为每种体质都有一种适合的烟草，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无忧无虑地吸烟。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吃烟”与“食烟”
中国晚明时期关于烟草的医学思想被认为处于天人合一医学的独特宇宙哲学框架内，与早期近代欧洲的医学观念截然不同。从一开始，欧洲人就认为烟草既不是食物也不是饮料，而是一种独特的可消耗物质。这导致了相当大的分类混乱和激烈的争论：吸烟是一种恶习还是一种善行？烟草能够提供给养，抑或只是一种短暂的愉悦？它是一种有效药还是天然的致醉剂？最终，这些神学和医学争论以烟草的胜利而告终，并且出现了一种共识，即温和地使用烟草既不是罪恶，也不危害人体健康。事实上，在17世纪的某个时期，许多人认为烟草是一种“万能的灵丹妙药”。在19世纪欧美医生再次开始站在医学和道德的立场反对烟草消费之前，这种对烟草大体上肯定的观点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虽然吸烟在中国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但在中国医学界，烟草本身的基本性质从未遭到质疑。烟草巧妙地融入了可摄入物质的广泛范围，饮食和药物都被包含在内。烟气和通过口鼻吸入的所有物质一样，被认为会直接进入五脏之一的脾胃，五脏在特定的生理过程中共同连接着人体的所有部分，导致正常或病理的身体状况。烟气和其他可摄入物质一样，从脾胃渗透和扩散到全身。食物和药物之间的区别是程度的问题，而不是本质的差异。摄入的任何东西只要使用得当就能预防疾病，但过量、以错误的搭配方式或在不适宜的季节摄入时，则可能导致疾病。在这个灵活的概念框架内，没有必要将烟气视为对人体健康基本有害或有益的：根据使用者的体质和吸入烟草的特定条件，烟草可能有益或有害，也可能两者兼具。
因此，17世纪的中国作者很容易将烟草纳入一个包含所有可摄取物的连续统一体中，将之等同于其中的其他食品、饮料和药物。因为其致醉性，烟草通常被比作酒，而且被普遍称为“干酒”或者“火酒”。有时它被称为“烟酒”。17世纪流传至今以烟草为主题的许多中文文本不使用“吸烟”这个词，而是使用“吃烟”或“食烟”。例如，厉鹗明确地将烟草描述为饮料，不仅把它与茶，还与具有悠久历史的六种饮料（六饮）——白开水、浆、醴、生水、汤剂、酏——归入一类。在明清医学文本中，所有的可摄取物，无论是食物、饮料或药物，都能够彻底改变人体内的阴阳平衡。气这个术语不容易译成英语，因此一般不翻译。费侠莉（CharlotteFurth）恰如其分地将之描述为：“气是生命源泉的基本能量，是单一且最重要的因素。气有时可以辨识为薄雾或蒸气，而在其他时候完全隐藏。它在所有东西中流动：天、地和人体。每个个体都在成胎的时刻被赋予了一丁点填充宇宙的气。这种“元气”是养护生命、维持增长、保持生命活力的原料。它随着身体的老化而衰退，逐渐被用尽，直到它完全消失而导致死亡。
补充阳气的烟草
阴阳二元论是中国宇宙观中最根本的分类，支配着元气最初可以感知的转变，化为物质世界的无数现象。作为变化的动力，这两个互补的对立面不断地相互作用。阴与黑暗、寒冷、潮湿、被动、月亮、夜晚和女人的天性相关；阳象征着光明、干燥、太阳、火焰、温暖、主动和男人的天性。在身体中，阴和阳调节气（对生命和健康必不可少的、有生殖力的阳性能量）和血（阴性活力以及携带它们的体液）的运行。通过协调关键的阴阳力量以确保气和血在全身的适当流通，健康得以维持，生命也得以延续。当阴阳之间的微妙平衡以某种方式被打破时，例如六种无节制的行为（六淫）、运动或情绪过激、性欲过多或性生活过度放纵、饮食不当或过量，或者欲罢不能的吸烟，疾病就会发生。可摄取物改变身体阴阳平衡的有效能力促使人们密切关注通过口或鼻摄入的所有物质的药用属性。根据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每种可摄取物都拥有一种或多种称作五味的阴阳特性：甘、酸、苦、辛、咸。甘味和辛味的特性为阳；其他三味为阴。此外，摄取的东西也具有寒、凉、温、热的特性。一种特定物质的味与它在口中的味道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这表明该物质一旦被脾胃摄取，最有可能对脏器功能系统产生影响。与烟气相关的辛味则从胃直接行至肺。
受这些概念的影响，17世纪的观点认为，习惯性吸烟是不健康的。例如，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哲学家方以智将烟气视为一种烈性的药物。方以智警告说，长期吸烟会损害肺腔（肺焦），以致所有其他药物都无法发挥药效。由于过度吸烟而遭受肺疾之苦的人会突然吐出一种淡黄色痰液并死亡。清初士大夫施闰章也告诫读者烟草消费对健康的危害，他提到蜜蜂在吸吮烟草的花蜜后“皆立死”。他还讲述了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个朋友非常喜爱烟草，而且一天吸烟在一百次以上。根据施闰章的记述，这个人后来得了一种怪病，使他的头肿起来，牙龈长出渗着脓液的疮。这位友人虽然康复了，但一度在死亡边缘徘徊。像酒或者任何烈性的可摄入物一样，过量吸入的烟草是有害的，而且可能危及生命。从中国药物疗法的角度来看，这些特性意味着烟草具有相当大的毒性（有毒）。这并不表示它是一种完全不能使用的物质，而是一种可以小心地用于治疗急性病症的药物，诸如南方偏远地区特有的瘴气引起的间歇性发热。正如奥林热（FrédéricObringer）所论证的，中国有一种悠久的传统，即利用包括雄黄和砒霜等砷化合物在内的毒性药物治疗间歇性发热（疟和瘴），其中包括生物医学鉴定为疟疾的疾病。人们普遍认为烟草具有预防和治疗瘴气的退热功效，这无疑是16世纪烟草在亚热带的中国沿海地区迅速流行的原因之一。姚旅观察到，吸烟可以预防瘴气。他还指出，将碾碎的烟叶做成膏药涂在头皮上能杀死头虱，17世纪的欧洲药学家也知道这种做法，美洲印第安人在接触外来文化之前经常这样做。倪朱谟是最早描写烟草的儒医之一，他判断这种药物的味是苦和辛（味苦辛），其气的属性为热。他将烟草置于“毒草类”，从而强调这是一种必须谨慎使用的烈性药物。在他看来，烟草之气被吸入时，能够抵挡风雨之寒、山蛊之气和鬼邪之力这些可能导致间歇性发热的东西。与倪朱谟同时代的张介宾也强调了烟草治疗和预防南方热病的功效，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更细致地探讨他为吸烟提出的复杂理论依据。张介宾讲述了一则轶事，吸烟的士兵进入充满瘴气的云南境内，却没有染上任何疾病。在他的本草目录中，张介宾将烟草类比于在整个华南地区都广泛使用的槟榔。张介宾指出，烟草的功效虽然比槟榔更强烈，但它们都能够增强身体之气，从而提高对疟疾的抵抗力。因此，“而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由槟榔树的果实、蒌叶椒植物的叶子和熟石灰（通常取自牡蛎壳）制成的槟榔在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地区有悠久的历史。当少量槟榔被咀嚼时，这些化合成分的汁液使身体精力充沛，产生一种轻微的愉悦感；槟榔碱是槟榔子中的主要生物碱之一，在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具有与尼古丁类似的作用。然而，较大的剂量通常导致镇静作用。历史上，在所有消费槟榔的亚洲地区，槟榔被认为具有广泛的治疗用途，包括促进消化、治疗腹泻、排出寄生虫，以及预防蛀牙。在华南，槟榔最常见的医疗用途是预防由瘴气引起的间歇性发热。
“温补”学说的著名支持者张介宾认为，阳气通过吸烟得以恢复，由此身体可以克服许多疾病，包括那些由外部或内部病因引起的疾病，以及那些由于饮食不当、房事过度或精疲力竭和过度劳累造成的疾病。这包括由六淫，尤其是“寒”和“湿”引起的流行病和急性发热。作为一种强烈的阳性药物，烟草具有封闭间隙和毛孔（腠理），抵御风邪之气的能力，而且它可以缓解由“寒”造成的关节和骨骼的风湿性疼痛。张介宾还指出，烟草可以用于阻挡在树木繁茂的山区和南方亚热带地区遇到的有害蒸气（山岚瘴气）。
遵循李杲和薛己的传统，张介宾还强调了烟草对于治疗由内部原因所引起疾病的功效，特别是那些影响脾胃的内部原因。通过温暖脾胃器官系统，烟草具有帮助消化、餐后消除饱足感、控制霍乱（“霍乱”字面意思为“突然的混乱”）的剧烈呕吐，甚至具有消灭肠道寄生虫的能力。当脾胃的代谢功能在烟气的帮助下得以恢复时，它们可以将必要的滋养作用再次传递到全身。通过驱散停滞或污浊的寒、驱散停滞的凝结（瘀结）和防止血液停滞壅塞，烟草还能促进气的流动。总而言之，对于张介宾而言，烟草是一种有效的药物，其主要的临床用途是辅助那些阳气停滞或衰竭的人。换言之，烟草主要用于保护或振奋一些男性，因为他们不加约束的欲望导致他们过度沉溺于宴会、青楼或小妾的闺房。
诚然，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张介宾也认为烟草有毒，并主张烟草只能适度吸食，吸烟者一次只能吸一两口。他警告说，否则，吸烟会“令人醉倒”，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使他们苏醒。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白糖水制成的补汤治疗患者。而且，在张介宾看来，烟草绝对不适用于那些具有很强阳性体质的人。对于这样的病人，吸入这种强烈的阳性物质会激发相火，达到气亏的程度。即使对于那些阳气较弱的人来说，烟草只在短期内有益。如果长期过度使用烟草，烟草的阳气最终会耗尽张介宾视为生命之本的元阳。张介宾用这些警示的文字结束有关烟草的条目：“故人多喜服而未见其损者以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