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前的丝路重镇——楼兰重现人间！
“游移湖”
“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断，位于罗布荒原南方的喀拉库顺是一个新的终端湖，而古老的、真正的罗布泊位于罗布荒原的东北部。”
见到满载文物归来的斯文·赫定，老师李希霍芬问：“我交代你的任务呢？”
“当然不会忘。”学生满脸堆笑地回答，“不过，老师和俄国佬似乎都没有错。”
“何以见得？”那一刻，一向自信的老师呆住了，他那蜘蛛网般的皱纹不自觉地抖动起来，像遇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
学生慢条斯理地说：“发现楼兰是我的意外收获，我的主要任务还是按照您的要求，勘察罗布泊的准确位置。当我这次进入塔里木河下游考察时，在孔雀河古河床有了意外的发现。这条古河道宽90米，深6米，如此巨大的河床足以证明塔里木河在历史上曾向东注入孔雀河。我们在古楼兰城南的罗布荒原进行水准测量时，发现那里地势低洼，从而推断出塔里木河是经过这片洼地，最终注入古罗布泊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塔里木河下游改为东南流向，注入了俄国佬所说的喀拉库顺。”
稍加停顿，学生接着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断，位于罗布荒原南方的喀拉库顺是一个新的终端湖，而古老的、真正的罗布泊位于罗布荒原的东北部；罗布泊在楼兰城南的河湖与喀拉库顺之间南北游移，它是个‘游移湖’，游移周期大约1500年。”
听到这里，老师摇摇头，口里嘟囔着：“怎么可能呢？”
学生又说，我预测，喀拉库顺很快就会干涸，塔里木河必将重返北方的古老湖盆——古罗布泊。
老师再也无话可说，尽管他心中有一万个不甘，但自己毕竟年近70，实在没有能力前往罗布泊进行实地考察了。而斯文·赫定归来后，将自己深入探察的实践上升为严谨踏实的理论，形成了一部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巨著——《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他还趁机痛打落水狗，对科兹洛夫进行了随心所欲的鞭挞。
如千流归入了大海，如群鸟飞进了巢穴，一场硝烟弥漫的口水战就这样骤然停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全线后撤了。1902年1月，斯文·赫定应邀前往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就罗布泊最新考察成果发表了演讲。会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会长谢苗诺夫·天山斯基设家宴款待了他，多名俄国地理学家作陪，宴会气氛轻松而热烈，再也无人质疑他的结论。同年12月，他又应邀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做了一次演讲，演讲内容仍是罗布泊考察的新进展。他分明看见，那位曾经质疑过自己的英国学者，在台下洗耳恭听。
殊不知，他的预言居然在数年后变成了现实。1921年，塔里木河在尉犁县穷买里村突然改道，使得原来向东南流入喀拉库顺的河流，改道东去，突破铁门堡一带的堤岸，汇入孔雀河，最终注入了罗布洼地，形成了现代的罗布泊。
7年后，正率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考察的斯文·赫定得到了这一消息，欣喜若狂，认定自己的“游移湖”理论已被证实，立即派出瑞典方队员赫默尔和中方队员陈宗器勘测塔里木河改道后形成的罗布泊。据他们于1931年完成的实测地图显示，当时的罗布泊平面呈葫芦状，西岸位于东经90°以东20公里处，东岸位于90°45′附近，湖泊总面积达1900平方公里。
必须指出的是，斯文·赫定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正确，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塔里木河改道后的罗布泊上，从而忽视了塔里木河改道的原因。原来，沙雅县的女巴依（维吾尔语意为“财主”）阿西罕·阿吉，为了给自家的12000头羊兴建草场，在穷买里村附近的塔里木河拦河筑坝，结果造成河水改向东流，冲入了干枯的孔雀河古河床。显然，这次河流改道是人为因素。
尽管斯文·赫定的“游移湖”理论没有得到所有专家的认可，反对者认为无论塔里木河如何变迁，终点湖都在罗布洼地，罗布泊从未变迁；但毕竟，“游移湖”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推断，因为塔里木河下游流向不稳，南北摆动而造成下游湖泊游移的现象，是不争的事实。更不容置疑的是，汉代的盐泽、元代的罗布泊和大清地图标注的罗布泊不在同一位置。汉代的盐泽相当于今天的罗布泊，元代的罗布泊相当于唐代的蒲昌海，大清地图上的罗布泊应该是若羌县北部的阿拉干湖。
平地惊雷
同一年，他被推举为瑞典最后一个无冕贵族。他还是瑞典两个科学学院的成员，因此他在诺贝尔奖的科学和文学两项评选中拥有发言权。
如两声平地惊雷在耳边炸响，令此前埋头旧纸堆的东方学者们震惊不已。被认为“没有新闻的”“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从此吸引了无数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目光。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方学家代表大会在汉堡召开，由各国东方学家组成的“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正式成立。各成员国也相继成立了国家西域考察委员会。西域迅速升温为世界考古与探险的热点，成为一个世界性考古话题，并幻化为许多探险家永远不变的地平线。
同一年，斯文·赫定被推举为瑞典最后一个无冕贵族。他还是瑞典两个科学学院的成员，因此他在诺贝尔奖的科学和文学两项评选中拥有发言权。
从此，斯文·赫定——这个在瑞典几乎与诺贝尔齐名的人，为广袤的亚洲腹地深深吸引，将人生的目标全部倾注在对中国的探险事业上，以至于终生无暇娶妻。他曾无比骄傲地宣称：“我已和中国结婚了！”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和沉醉的宣言，但每一个听到这句宣言的中国人反而感到脸红。因为早在光绪十五年（1889），新疆省第二任巡抚魏光焘，为强化新疆与河西的联系，派副将军郝永刚、参将贺焕汀、都司刘清和，对敦煌经罗布泊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线进行了探察，绘制了《敦煌县西北至罗布淖尔南境之图》。这幅在极其原始的条件下绘制的地图，不仅标明了玉门关、阳关通向罗布泊的路线，而且在罗布泊西岸清楚地标明了一座古代城址。
可惜，郝永刚等人不是考古学家，并不知道也不会深究这座古城是历史上的哪座城市，有怎样的考古与学术价值，自然也就没有为这座古城命名。更遗憾的是，这幅珍贵的地图，一直沉睡在清宫高墙之内。大清统治集团现代地理、考古知识的极度贫乏，使得他们十分缺乏对国内文物古迹的保护意识。清末时局的混乱所导致的信息闭塞，又使得中国学术界被完全隔离在这场学术竞争之外。就这样，楼兰——大漠深处的“梦幻之都”，错过了与中国学术界邂逅的机遇，中国随之也与楼兰冠名权失之交臂。
于是，楼兰古城的发现权，只能属于外国人——斯文·赫定，这也成为中国考古人心中永远难以抹去的耻辱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