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气质，是由遗传、家庭、教育、职业、生活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与人一样，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气质。研究一个城市的人文气质，一定要兼顾那里的地理环境、自然物产、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当下现状，尤其是要注重那里繁衍生息、栖居生活着的人，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的关系。
引言
何为“人文”？《周易·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与“天文”（即“自然”）相对，泛指社会典章制度和各种文化现象，其作用乃是“化成天下”，也就是以文治之道教化黎民、成就天下，具有莫大的社会政治功能。那么，以何“化成天下”呢？那就是在人的生命中可以自我作主的道德主体，就是孔孟所谓的“仁”，孔子曰：“仁者爱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孟子亦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在中国文化里，通过人格的修养而呈现的道德主体（心体或性体），才是真正的人之“本”，人文世界即是由这个“本”也就是“仁”所开启。
西方文化中的“人文”，即“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译自Humanism，也有译成“人本主义”的。“人本”是相对于“物本”和“神本”而言的。在西方文化中，占强势地位的是“物本”和“神本”，前者成就科学和哲学，后者成就宗教神学。科学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神学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而人文主义则以人的尊严为中心，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只有人才有的潜在能力：那就是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语言、艺术、科学、制度)，观察自己，进行推测、想像和辩理的能力。人的生命、生活的实质主要包括欲望的满足（幸福）、宗教的祈向（善）和美的愉悦（审美）。真正的人文主义必须意涵这三个方面，才能内在化“神本”与“物本”，真正地回到“人本”上来。通常所谓的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核心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也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
由此看来，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人文”或“人本”，各有侧重。显然，东方文化中的“人本”是人的生命内在心性的道德主体，强调的是“仁”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与被爱”的关系，注重人的群体关系。西方文化中的“人本”，关切的是人的尊严和价值实现，主张生命和生活的欲望满足、精神的归宿和审美的愉悦，尤其注重个体生命。
本文想用西方文化的“人本”及与之相关的“物本”“神本”视角来审视东方文化背景中的杭州（西湖）的“人文”内涵和特质，试图构建杭州（西湖）人文气质的诠释体系。
一城湖关系之谐
以往学者在探讨杭州的相关问题时，往往把杭州与西湖关系混淆不清，或城湖分割，或混为一谈，这都是有失偏颇的。虽然西湖与杭州关系密切，但只有把西湖当作杭州城市的一部分，而且是影响杭州城市发展诸多水文要素之一时，才能全面准确把握主体和本质，否则就会以湖代城，湖城不分，似是而非，不得要领。本文立足杭州（精确说杭城），兼顾西湖，所以采用“杭州（西湖）”的行文表达，之所以不点出其他的诸多水文要素，是因为运河、钱江在城区只有一段，杭州湾只能算一边角，西溪以往都只在郊外，对杭城的影响总体而言都没有西湖来得大、来得久。
1．城湖关系的历史演变：杭州城是因西湖而兴，还是依钱塘江而兴？湖在先还是城在先，抑或同时？从考古和文献以及城市演变历史看，杭城与西湖的发展呈现“二元重合”的结构。
从杭城看，从最初的山城[①]（秦汉六朝钱塘县，一说在灵隐山麓，一说在钱塘门外到弥陀山之间），到江城（隋唐时期凤凰山麓的江干州城），到湖城（从五代吴越国定都杭州为西府，城区北扩，南北狭长而呈“腰鼓城”，直到新中国建立，是“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湖城），最终到现在的依湖跨江（萧山划入杭州为其始，跨江发展为其实），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从西湖看，从先秦时代的河口海湾（传说中的大禹到会稽，首航渡江地在老余杭，有“舟枕”地名；秦始皇南巡时水波恶，乃西行120里，从狭中渡，地在富阳城东，今西湖北山的“缆船石”传为其泊船处），到西汉后泥砂淤积而成的“泻湖”，到东汉华信围坝筑塘成为人工湖泊，隋唐时期的城外湖泊，五代吴越后的傍城湖泊（主城之外、城厢之内），再到1912年拆城墙后的城市湖泊（杭县、杭州市），以至解放后的城区湖泊（杭州市西湖区），其演变也经历了河口海湾、泻湖和人工湖三个发展阶段，和从城外到旁城，再到城市、城区湖的空间变化。
从两者的演变历程来看，城湖之间几乎是同步发展、相互交错、相辅相成的关系，呈现出特有的“二元重合”轨迹。
2．城湖之间的空间关系：我们通常所谓的城湖之间“三面云山一面城”格局，是何时开始形成的呢？显然是在五代吴越国以后，因此这个大家习以为常的定识，并非城湖关系的全部。在此之前，城湖未相依，在此之后，城不仅依湖，还要跨江。也许之前和之后的历史，都对这个问题的关系已经不大或尚未产生实际的意义，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在这个历史时段上，湖山实际上就是城区，环湖皆园林、宅第、寺观，湖城既交接，又交结，交合成一体，交融在一起。但湖城仍有别，有区隔，有界线，有自然形成的过渡地带，形成具有鲜明街区风格和功能的特殊区块。这一区块，东南起自六和塔、白塔，西北止于北山、西溪，以吴山与宝石山之间的湖滨走廊为核心。所以，千百年来，这里是杭城和西湖的重合区块，以东是繁华市井，以西是湖光山色，在空间关系上，城湖也呈现“二元重合”的形态。
3．城湖之间的功能转化：无论是自然泻湖，还是人工湖泊，西湖的功能都与水密切相关。从作为生产和生活的重要资源来看，西湖的功能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湖关系的演变，从自然河口海湾，到天然湖泊的泻湖，再到人工湖泊，也从最初比较单一的农田水利灌溉、渔业捕捞功能，逐渐向城河航行延伸、城市居民饮用水源、山水风景名胜主体、旅游休闲景观园林等综合性多样化发展。而且，这一西湖功能多样化过程，与杭州城市发展关系密切，因城市的兴起、繁荣而逐渐实现了功能的转换，从农渔业生产为主，到交通航运、生活水源、风景旅游为主，其实是天然湖泊到人工湖泊、城区湖泊的过度，归根结底是西湖功能的城市化。显然，这个功能城市化也是在湖城阶段。而杭州消费型城市类型和主要功能的形成，与西湖功能的转化是紧密相连，同步进行的。从行政建置上看，杭州从帝都、王城、省会到州府县城，一应俱全，但从经济上而言，在改革开放前，杭州一直属消费型城市，风景、园林、旅游、宜居为其主要城市功能，即便是现在发展为生产型、商业型大城市，这些功能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这再次从城湖功能演变上，揭示出城湖之间存在的“二元重合”结构。
4．杭城与山海江河的关系。杭城与山关系：杭州西湖南北二山，为天子岗—天目山东向余脉，逶迤东来，气势磅礴，有“龙飞凤舞到钱塘”之势。宝石山和吴山是其东端二岬，伸入海湾；海潮江水夹带的泥沙淤积，才形成河口湾水域，在此基础上出现西湖和城市。因此，没有南北二岬，就没有泻湖和人工湖泊的形成，也就没有在江海交汇之地的城市。所以，山海造化了西湖，造就了杭城，也成就了城湖之间的千古情缘。
杭城与江海的关系：苏东坡说“杭乃江海故地”，此言诚然。杭城是在杭州人与江海风潮的斗争和调解中立足发展起来的，因为潮患决城溃坝，危及城市安全和市民生命财产，因为饮水又苦又咸，杭州历史上演绎了无数与潮患水灾斗争的神话传说、英雄故事，钱王射潮、六和镇江、弄潮观潮，修筑捍海海塘、沟通城河钱江、凿平江口罗刹石、开凿浙东运河，到现在的围海造田、建造跨江大桥、开挖江底隧道，都是潮与城进退、人与潮抗争的光辉历史，激越篇章。
杭城与运河关系：俗话说“水上漂来的杭州”，说明杭州兴盛与运河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杭州是依赖大运河的水利航运之便利和广阔富庶的江南经济腹地而发展繁盛起来的。从江南运河到隋大运河南段，再到元代京杭大运河贯通，把南北物货流通、商业贸易、人员往来都带动起来了。杭城的城河如中河、东河、龙山河、贴沙河、浣纱河、上塘河、余杭塘河等，则把城区街坊市井的水陆通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水陆一体的市区交通网。大运河与城河连接，运河与钱塘江、浙东运河的沟通工程，南北大运河与长江、黄河等水系的交织，不仅形成了一个杭州城区为核心的航运交通体系、出海港口航道，而且也形成了腹地广阔、南北互通的内河航运水系。从漕运时代的“南粮北运”，到如今的“北煤南运”，运河航运作用巨大，对打造“钱塘自古繁华”居功甚伟。即便是到了近代以后，城市道路、城际公路、铁路相继出现，到现在的高速公路、航空港，以及未来的过江地铁，交通建设飞跃发展，但运河的水运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上所述，可见杭城与山、海、江、河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类似城湖之间的“二元共生”关系。
5．城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的诗句，把他对西湖、对杭城的爱恋之情，道得直白明了。长期来，国人对西湖的审美定式是：西湖如西子，明媚秀丽，有阴柔之美学特性。但我却认为，西湖固然属秀丽阴柔之美学范畴，但从自然山水形态和人文特征来看，却并非全然如此（详后）。从整体和局部、表面与实质来看，西湖秀丽中有雄奇，阴柔中有阳刚，柔中带刚，刚柔相济。而从城市的角度对杭城的审美观察，似告阙如，因为通常都把西湖的美学特征，附加到了杭城头上，这是本土学者们最容易产生的“常识错误”。如果从城市的自然地理、人文传统来看杭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看杭州人，那么，你会发现：杭城虽然不是雄强的，却也不是阴柔的，她是清秀而挺拔的俊郎。杭州人既懂生活，也能创业，兼具南北人种的体貌特征和性格特质。杭城与西湖的关系，宛如俊郎配美女，是天作之合，天生一对，相依相恋，永不分离。而成就这对城湖美眷的正是生息繁育于此城此湖的杭州人。这是城湖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回顾，或许也是定论。
抛开这样诗意的比喻，从客观实际和自然环境来看，那么城湖之间的千年依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未能向东跨江去，一半阻隔是此江。钱塘江在近代以前，事实上是一道天堑，屏障着杭城的东南。自古以来，以江为界，浙江乃至东南沿海地区，分浙东与浙西，杭为浙西首府；千余年来，杭城驻足江湖之间，徘徊留连，东南阻于江险，西隔于湖山，惟有依水利沿运河北向延伸，故有“十里湖墅”之盛；上世纪中叶以后，行政辖区和城区布局的先后跨江东扩（萧山从绍兴划入杭州，撤市设区，跨江发展和滨江区的设置），突破了城湖相依的千年迷思。随着城区外围向四周延伸和交通辐射，钱塘江从杭城“界河”变成“城河”，西湖、西溪、运河都被城区怀抱，杭城格局从左江右湖，演变成负山（天目山）面海（杭州湾），拥湖怀江。也许再过不了多久，一个真正兼有山海气象、江湖风情的大都市新杭州，将喷薄而出，屹立在山海之间，西湖、湘湖，大运河、钱塘江，都成了她时代交响乐里的小插曲。这算是对城湖关系的未来展望吧。
二山水风物之美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不能重弹“地理环境决定论”或者“人定胜天”的老调，但必须认识到自然环境对地域人文差异的影响，也要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把自然因素与人文传统联系起来考察，是认识杭城所依托的自然环境、自然要素对人文气质影响必不可少的视角之一。从“物本”出发，探寻人本视野的城市人文气质，正好验证了水土与人的某种对应关系。而且，如果再深入探索下去的话，那古人所谓的“地以人名，人以地传”的地方与名人的关系，会得到进一步充足的实证。在杭州，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这里不作展开讨论）。
关于杭城、西湖的山水美学特征，近年来研究者讨论颇为热烈，兹不赘述。这里从不同角度，就个人所思所得，谈几点新认识、新看法。
1．奇峰秀岭蕴大气。从地质构造看，杭州西湖群山位于扬子准台地东部钱塘台褶带，地层上属于上古生界石炭系下统北区地层杭州组，岩性为灰色白云岩、泥质或砂质白云岩。这在西湖南山表现尤为明显。而西湖北山保留了海底火山喷发后冷却凝结而成的火山岩，如宝石山、孤山的岩石都是红色的，甚至传说产宝石或玛瑙，孤山有玛瑙坡。
从地表山系看，自天子岗山脉到天目山，有“龙飞凤舞到钱塘”逶迤百里的磅礴气势，有高低俯仰、纵横开合、峰峦重叠、岭坳错落的空间组合。
就个案看，有岩壑幽明、古樟如荫的吴山，有瞰江望湖的玉皇山，有横亘北湖天然屏障的葛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蹬开岭，有孤屿水中央的孤山，有如灵鹫飞来的飞来峰，还有天马山、朗铛岭……有小中见高，平中见险，秀中见奇，丽中见雄之美，众山虽小却兼具各类山的样式，秀岭虽平却充满神话传奇，可以说在江南山水中兼具北方的雄壮奇险。
2．六水相涵生灵异。杭州现在常说的一句话是“五水共导”。这固然形象生动，也符合实际地理水系。西湖之明秀，西溪之野逸，运河之流丽，钱江潮之雄奇，杭州湾（东海）之浩阔，都与杭城息息相关，呼吸相应，涵养着这方水土，这方人民，孕育出水灵灵、湿漉漉的外貌，富有灵性神异的气质神韵。
以我个人看，除五水之外，还要加上与城市发展和民生密切相关的“井泉”。据调查统计，杭州城区有8378口井（包括郊区农户自用井），其中主城区有50年以上到1900多年的各类古井200口左右。这些井自古以来与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幽洁之井泉，是否应该是涵养杭城和杭人的第六水呢？
3．四季风物各不同。湖山草木丰茂，市井花树扶疏，朝暮晴雨、风景各异，四季分明、风物不同，自然景观丰富变幻。这种随时序变换而呈现的形态不同且美到极至的风物景色，不仅是造化对杭城的恩赐，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4．山抱水怀共此城。杭城是众水涵养而出的城市，打个不完全恰当的形象比喻：天目是额头，东海是胸膛，西湖是眉目，钱江、运河是任督二脉，西溪湿地为肾脏，城区河道、众多井泉是毛细血管和汗腺毛孔。
三众神信仰之盛
说到杭州的宗教信仰，说得最多的是“东南佛国”。其实，杭州道教发轫比佛教早，南宋时十大御前宫观更是空前绝后，而外来的宗教中，东南沿海四大伊斯兰教清真古寺之一的凤凰寺，明末清初罗马天主教和近代欧美基督新教的传播，也都在中国宗教发展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可圈可点。而喇嘛教、景教、犹太教、火祆教等也在元代杭州一度流行。可以说，杭州是举世罕见的自古以来就是各种宗教信仰汇聚传播并存之地。这里从宗教信仰的主要方面及与杭州人文传统的关系，来简单作一阐述：
1．处处神灵遍湖山。就像郁达夫所描述的，杭城内外、西湖山水，到处是寺观，可以说是抬头三尺有神明，举步一里必有神。其实，这种现象自古已然。尤其是佛教的兴盛，使得市井湖山处处寺庙，在在弥陀。从东晋慧理开山，肇建灵隐等五刹，到五代吴越国王时一王所建，就多达88所。北宋时，苏东坡有“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南宋临安都城内外，佛教寺庙多达480多寺，道观之数为其十分之一。明清以至民国，佛寺道观，星罗棋布，遍布湖山与城区之间。其中迄今最值得称道者，灵隐古刹，自古名冠东南，西湖石窟造像，号为江南最胜。
2．中外各教布市井。除佛教、道教外，伊斯兰教的传播、回族的形成、凤凰寺等清真寺的建造、回民公墓碑铭等，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两大台柱、至今保存完好的圣教公墓，欧美新教基督教远东传教的重要一站、教堂、教会及医院、学校等建设和中外文化、教育、科技的交流，以及历史上喇嘛教、犹太教、景教、火祆教等的一度传入，都是杭州沿海开放前沿地理位置、兼容并蓄人文传统的历史证明。此外，杭州的宗教信仰，还呈现出多神教和一神教混杂、皇室郊天与民间信仰交织、本土（本地）信仰和外地（外来）信仰杂处的众神共舞、诸神同栖的格局。
3．遗泽丰厚称海内。杭州的宗教文化，包括寺观建筑、宗教园林、石窟造像、法器文物、古迹遗存、经藏典籍、文化艺术、高僧大德等，积淀丰富，博大精深，成为杭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对杭州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相沿成俗耀古今。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和向善心理，对杭州人起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使杭州民性温雅，风俗和美，被马可波罗赞赏有加。生死寿诞、婚丧嫁娶、四时八节，佛教、道教的影响无处不在。可以说，没有千百年来各种宗教尤其是佛教、道教的熏陶，杭州人就不是今天的杭州人，杭州的文化也会大异其趣。
四人文传统之胜
东方文化在人天、人人、人神关系上，具有系统的有别于西方的至高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玄会”；在人与人关系上，讲求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和道德规范；在人与神灵关系上，从来是“来者不拒”（多神、偶像）“人神互酬”。如果按照西方“人本”的三大核心范畴，结合东方文化的三大关系，来看杭州人和他们居住的杭州城在历史时期日积月累起来的人文传统，主要有如下内涵和特征：
1．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杭州历史文化的序列，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看，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有这么完整系统的从远古到现代的序列。8000年跨湖桥文化，6000年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晚期的考古文化中，堪称独领风骚，独占螯头，它标志着东方古国从野蛮到文明的分野，是东方文明的曙光升起的地方。这是杭州文明史的骄傲和荣耀。从先秦时期的大禹首航、秦皇南巡，到春秋战国吴越争战，从秦汉设县到隋唐置州，从吴越西府，到北宋东南第一州，从南宋行都，到元代天城，以至明清省会，杭州文明历史代相传承，绵延不绝。到了近代，杭州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中，开东南风气之先河；而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过程中，杭州又位居全国城市之前列。这是何等源远流长、繁荣辉煌的城市文明演进历史啊。
如果用时间为单位来考察杭州的城市文明史，那么，迄今为止的考古研究和历史记载表明：杭州地区有人类活动已有10万年以上，有文明历史七八千年；自秦建县有2200多年，自隋置州有1400多年，自元为省会已有700多年。其中，吴越国和南宋两度定都于此，历时230多年；从吴越国到元朝，杭州社会经济发展居于全国先进城市行列，号称东南第一都会，历时460多年；隋、唐时期和明、清、民国时期，杭州作为全国二、三等城市，历时540多年；而从良渚文化至今的5000年文明历史中，社会经济相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良渚文化时期和唐后期以后，约合3000多年，而古越国时期到南朝宋齐梁陈时，社会经济落后于全国先进水平，约合2300多年。由此可见，杭州文明历史并不迟于中原文明历史，而是基本同步甚至领先的，而且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还在一定历史时期领先全国。
杭州城市文明史，发源于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在新石器后期繁荣鼎盛，处于先进地位；越国统治的一千四五百年间，落后于中原；战国后历秦、汉、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为渐兴时期；隋、唐、吴越国、北宋为发展时期；南宋和元臻于鼎盛；元末明初骤然衰落，明中叶以后逐渐恢复、发展；到清后期，杭州东南都会的地位，才逐渐为新兴的上海所取代。
2．博大精深，丰富多样。杭州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形态丰富多样，传承遗存众多，形成独特的人文传统和地域风格。具体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人物都会”。自古以来，尤其是南宋以降，天下人物(尤以文化名人为主)数浙江，据《浙江人物简志》，自古至今浙江籍历史名人达1300多人，而其中杭州籍人物约占30％。据迄今为止搜罗杭州历史名人比较全面的《杭州历代名人传略》载，三国以降至今，杭州籍历史名人达400人左右。还有一个独特的家族民人群现象，如吴越钱氏、富春孙氏等。因此，历史上杭州早已有“人物都会”之称。
——“文献之邦”。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而杭州是我国古代印刷业最发达的少数地方之一。吴越国以后，杭州的雕板印刷业日趋发达；北宋时诞生了著名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升；到南宋、元时为全国最大的刻书中心，印刷技术领先全国，刻印书籍在质量、数量上都冠于全国；明、清时期，杭州印刷业虽相对落后，但仍为全国几大刻书中心之一。杭州还是著名的藏书楼和藏书家集中之地，自古至清，杭州有著名的藏书家近30人，其中又以南宋和清代为多，如芸居楼主陈起，小山堂主“二赵”(赵谷林、赵意林)，道古堂主杭世骏，知不足斋主鲍廷博，八千卷楼主丁丙，抱经堂主卢文弓召等，这些藏书楼大多收藏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其中许多是珍本秘籍，有的还编刊丛书、进行校勘整理，为保存我国古代文献，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杭州地方史志、掌故等乡邦文献中，现存的光是清代以前就达250种左右，其中有历代杭州方志如《南宋临安三志》、掌故杂著如《梦粱录》等名著；从明、清和民国所编地方志看，杭州一地就达30种之多，为全国城市所独有，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至于历代名人诗文集、经史、著述等，则更是数不胜举。可见杭州是无愧于“文献之邦”的称誉的。
——“文物之区”。无论是良渚文化遗址还是古越国遗迹，也无论是历代地上文物遗存还是馆藏文物珍品，杭州应有尽有，丰富而集中。据统计，在现已发现的众多良渚文化遗址中，集中分布在杭州余杭一带的占一半以上。古越国在长达一千四五百年的统治中，主要的活动中心、部落联盟中心乃至国都，也均在杭州地区，留下了众多的古迹和地名。迄今已受保护的或有待保护、发掘的历代各种文物古迹有1000多处，其中已列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54处，初步审定的第二批单位有43处，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处；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精品有360多件；历年文物普查所征集的各类文物达6670多件。随着南宋官窑博物馆、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以及岳飞、苏东坡、李叔同、章太炎、马一浮、潘天寿、于谦、龚自珍等一大批综合性、专业性博物馆和名人纪念馆、故居的兴修开放，有关文物得到较广泛的征集和较好的收存保护。大量的文物古迹是杭民祖先创造遗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是杭州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圣地”。杭州是全国少见的佛、道、回、基督、天主五大教荟萃且各具特殊历史地位的城市之一。佛教在晋时传入后，一直向前发展，特别是吴越国以后，发展迅猛，寺院当时有200多所，北宋时增加到360多所，南宋时更达480所，元、明、清时虽非昔比，然亦盛行不衰，民国时尚有大小寺院庵堂670多所；禅、律、法眼、曹洞等宗派相承不绝，白云宗、喇嘛教也曾势盛一时；许多高僧大德名噪全国；灵隐、净慈等寺至今仍为东南名刹；佛教文化艺术对杭州历史文化影响颇大，渗透甚广，因此，杭州自古有“东南佛国”、“佛教圣地”之称。道教流播于杭始于两汉，到南宋达到鼎盛，有十大宫观，地位在佛教之上，但在规模势力上远逊于佛教，不过亦传播不绝，到民国时尚有宫观280所。回教自唐宋传入后，在元代势盛一时，发展至今，为东南沿海四大著名清真寺之一——凤凰寺之所在，而且在另外三寺大多毁没的情况下，显得愈益重要。基督教的支派景教早在元代一度传入杭州，明末清初，西欧天主教流播中国，而杭州则是较早的且重要的传播中心。鸦片战争前后，欧美基督教(新教)也开始传入杭州，而且在近世时期，相对于其它宗教而言，发展较快，民国时有教堂25所。此外，历史上杭州地区还流传过摩尼教、火袄教和犹太教。香港有学者称福建泉州为宗教博物馆，若以宗教教派之多，传播历史之长、遗存文物之众，对当地文化影响之大而言，则杭州“宗教圣地”之称，也是当之无愧的。
——“工艺之乡”。早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古杭先民的制陶、玉雕、竹编等手工技艺，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后杭州手工业逐渐发展，到南宋时杭州的手工业吸收北方和宫廷工艺技术，门类更为齐全，工艺技术领先全国，南宋官窑所产瓷器，号称天下一绝；到清后期，杭州“五杭”手工业品，名扬全国。直到现在杭州的许多手工艺品在全国还有相当的知名度。
——“丝绸之府”。考古发掘表明杭州先民在四五千年前就能养蚕纺织；吴越国以后，丝织业发展渐臻兴旺；历代在杭所设官营织造机构，工场规模、织机设备、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品种和数量均居全国前列；私营丝织业日趋发达，从业人口为各业之首，有“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日出万绸”之誉；元末以后还诞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在古代经济史上开创了划时代的篇章。由于杭州历来是我国丝绸纺织品的最重要产地，故自古以来就有“丝绸之府”的美誉。中国丝绸博物馆、丝绸城和大量的丝绸纺织印染服装企业，打造着今日杭州在世界丝绸业界的稳固地位。
——“园艺王国”。园艺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组成部分。杭州自古以来就是东南地区园林建筑艺术和盆景造型、花卉种植的集中地之一。西湖人文景观的发展和积淀，很大程度上与园林艺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杭州西北郊西马塍、板桥、花园岗一带，南宋以来一直是花卉盆景种植制作的基地，尤以罗汉松盆景而著名，有“罗汉松王国”之称；在造园技法、盆景艺术流派上，杭州亦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领先东南；杭人古俗以二月十五为花朝节，还有多处花神庙和花神庙会，园艺文化渗透到社会文化之中。西湖本身就是一个园林作品，杭州自古就是园林城市。
——“东南诗国”。在五千年的文明沃土的滋养和秀甲江南的西湖风光的启迪下，杭州历代诗人辈出，元人即以杭州为“东南诗国”。吴越以降，杭州诗坛巨匠迭出，有著名于时的诗人近百人，在浙江乃至全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其中有方干、林逋、钱惟演、钱易、谢景初、沈遘、周邦彦、朱淑真、洪咨夔、张炎、杨载、柴绍炳、毛先舒、毛奇龄、高士奇、厉鹗、汪师韩、袁枚、余集、龚自珍、郁达夫、戴望舒等著名诗人词家。至于历代诗人骚客留下的大量描绘西湖山水风光的诗篇词章，更是杭州历史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就曾赞誉杭州西湖是“诗人之湖”。近代有湖上诗社，如今在全国诗坛仍有一定影响力。
——“戏曲中心”。南宋时杭州是杂剧的发源地，并流传到外地和海外，杂剧剧目、乐曲初具规模，勾栏、瓦舍、书会等演出场所遍及杭城。到元代戏曲艺术臻于鼎盛，而杭州是全国中心，盛况空前，产生了一大批剧作家、表演艺术家，著名的元曲四大家也大多在杭从事过戏曲创作活动。明代，杭州仍为戏曲重地，诞生了古典戏曲史、戏曲理论的开山之作《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还从杂剧艺术中孕育了明代传奇。清代，杭州传奇创作发展至高峰，诞生了《长生殿》、《白蛇传》、《再生缘》等杰作；著名的剧作家洪升以其传奇巨著《长生殿》而与《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共享“南洪北孔”的美誉，戏曲理论大家李渔也在杭寓居从事研究活动。据《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载，宋元时杭州籍剧作家有16人，明代有32人，清代有36人，共84人之多。近世以后，杭州的地方戏曲更是多姿多彩，推陈出新，有南词、评词、杭滩、评话、隔壁戏、小热昏、杭剧、越剧等多种形式，还是滑稽戏的发源地；至今杭州还是全国越剧重镇，浙江为全国戏剧大省。
——“书画之邦”。书画艺术是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之一。杭州历来是书画艺术名家迭出、名家荟萃之地，在浙江乃至全国书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单据《杭州历代名人传略》统计，自古迄今杭州籍书画艺术家中较为著名的就有60多人，其中有褚遂良、钱惟治、唐询、沈辽、薛尚功、马和之、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癋、李嵩、马麟、梁楷、陈琳、王渊、王铎、蓝瑛、陈洪绶、金农、丁敬、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董邦达、梁同书、任熊、任薰、任颐等艺术大师，贯休、黄公望、赵孟兆页、萨都剌、黄宾虹、潘天寿等书画名家也在杭州有重要的创作活动。从南宋的宫廷画院到清末的西泠印社，以至现在的中国美院等，杭州在书画艺术的教育、研究史上，在全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现存的汉三老忌日碑、贯休画十六罗汉像、南宋石经等珍贵碑铭，遍布湖山洞岩里巷之间的摩崖题刻，以及杭州碑林等集中馆藏碑铭刻石，组成一部沉重而丰富的流光溢彩的石质历史文化图卷，为杭州历史文化的珍贵财富。”而中国美术学院、国家动漫产业基地等，更是把杭州推向了中国美术发展的最前沿。书画之邦，金石之乡，名副其实。
——“江南药都”。中医药已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杭州桐庐相传是中药鼻祖桐君故乡所在。自古迄今，杭州中医药名家辈出，医药学专著丰硕，在中医学界享有“武林为医薮，大作推钱塘”之称。据《杭州市卫生志》(打印本)载，自南齐至民国，杭州籍著名医药家近200人，各种医药学专著达215种之多，分别约占全国的1／13和1／38。又据《杭州市医药商业志》载，杭州中药业鼎盛于南宋，当时有著名药铺近30家，明、清时也有四五十家，其中有经营历史长达300多年的许广和国药号和经营400多年的朱养心药室，还有方回春、张同泰、叶种德等著名中药号。尤其是胡庆余堂国药号，能自制470多种成药，质高品优，名扬全国。时有全国药店“两家半”，一家北京同仁堂、一家杭州庆余堂，广州敬济堂只能算半家之说。民国时期杭州中药店号最多时达151家，总资金达39.5万元。如今，杭州胡庆余堂已开设中国中药博物馆，桐庐桐君山举办“华夏中药节”，浙江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教学、科研不断发展，何任先生荣获全国十大教授和国医称号。杭州在中医药界的地位和声誉，必将更加提高。
——“美食之家”。饮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重视。在我国八大菜系中，“浙菜”居其一，而“杭菜”则为浙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在南宋饮食习尚和烹饪技艺的基础上，集各代饮食业发展之大成，扬江南鱼米之乡物产丰盛之优势，吸收了北方的烹饪技术，融合西湖胜迹的文化风采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南料北烹”、风味独特，素以选料讲究、制作精细、清鲜爽嫩、注重原味、品种繁多、因时制宜而享誉海内外。据《杭州菜谱》，现有代表性杭州风味菜350多只，其中包括西湖醋鱼、东坡肉、龙井虾仁、叫化童鸡、干炸响铃、生爆鳝片、西湖莼菜汤等36只传统名菜。此外，杭州还有猫耳朵、幸福双、吴山稣油饼、素烧鹅、生爆鳝面、片儿川面等名点面食。如今，杭州的饮食文化，通过经营南宋菜肴的八卦楼、梦粱楼和经营杭州风味菜肴的天香楼、楼外楼、杭州酒家等一大批菜馆饭店，新杭菜、美食节、小吃节在全国声誉鹊起。
——“中国茶都”。杭州历来是茶叶产量较多、名茶档次最高、饮茶风习较盛的地方，西湖龙井茶被誉为茶中极品，绿茶皇后，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独领世界茶文化研究的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集中国茶文化之大成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傲立世界茶科学研究的中国茶叶研究所、每年一度的国际茶文化节、茶叶博览会，以及浓郁的市民饮茶风尚、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类特色茶馆，都使杭州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茶都。
——“文教之区”。在教育方面，无论是历代官设府学、县学还是私办精舍学馆，以至近世以来的新式学校，均在浙江乃至全国教育史上有特殊地位，如南宋时的太学、国子监，元代的西湖书院、清代的敷文书院，近世的之江大学及其他职业学校、高等专业学校，在当时历史时期均在全国有相当地位。如今杭州的现代教育发展，以浙江大学为牛耳，在全国名列前矛，地位显要。在体育方面，杭州也各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和特殊的地位。在体育方面，从南宋的宫廷体育到近世的浙江体育会及摩崖石刻，以至民国时期的全国武术擂台赛(1929年)和全国运动会(1930年)等，杭州在全国体育发展史上也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
——“非遗荟萃”。在民间文艺方面，民间口头所传有关西湖名胜、杭州历史的传说、掌故，据文化部门的收集整理，达五六十种之多。至于历代社会各界名人的掌故轶事则更不胜数计。民间说唱、舞蹈艺术，南宋以降兴盛不绝，有说话、讲史、皮影、傀儡、杂技、歌舞等多种形式，明、清时又有南词、评词、杭滩、评话、小热昏等多种说唱艺术形式，和台阁、龙灯、秧歌、花鼓、高跷、大头和尚、面鬼、演春官等多种舞蹈艺术形式。“杭州话”在纷繁复杂的中国方言体系中独具一格，“儿化音”是北方官话和南方吴越方言融合的“语言活化石”。在风俗习惯上，融汇了南北和宫廷习俗，受佛、道教影响也颇大，尤其在节令习俗和人生礼俗两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其特点不外“奢繁”两字，元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杭时就注意到这一点。“杭儿风”至今犹盛，“杭铁头”不乏其人。
3．人天合宜，人神共谐。从人与自然关系看，杭州先民面对江河湖海的水环境，创造性的构建了人天合宜的生活安居环境。如面对汹涌的潮患，筑海塘，保家园，抗击潮灾的同时，射潮、弄潮又观潮，达成江海大潮与杭城、杭人的和谐共处。同样，杭人疏井泉，挖饮水，浚运河，通物货，治西湖，造园林，都是求生存，谋发展，为民生，促繁荣，兴游乐，乐安居。这片土地不仅得天物厚，丝府茶都，工商俱盛，而且钟灵毓秀，艺文繁荣，人神和谐，颐养身心，在社会经济和宗教需求都臻于比较繁盛的历史境遇下，实现了人天、人神的和谐共处，素称人间天堂，堪称福地佛国。
4．南北交融，东西杂处。从文化比较角度来看，杭州文化并非全是本土本生的，许多是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从外地甚至外国传播进来后，与本地本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才丰富发展起来的。这在杭州本地（土著）人种体貌特征、杭州方言的独特儿化音、众多民间外来神祗和饮食、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有南北交融的鲜明特征。而在宗教信仰、近代化遗产等领域，则有着中外或东西方杂陈的局面。
5．结构开放，形态经典。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中国传统主体文化向来是比较开放的，这既与基本属于现实主义的儒家文化在中国自古占主导地位有关，也与以中原汉族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化与周遍游牧文化及西域、南洋乃至东洋、西洋的外来文化的交流传统有关。而杭州自古以来不仅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处在领先发达的位置，而且在地理上又处在对外开放和交流的前沿，这就造就了杭州和杭州人观念开放、城市开放、文化开放、经济开放（辐射）的人文传统和开放性结构，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如果从文化形态看，杭州（西湖）人文传统具有典型性形态，结构完整，形式丰富，脉络清晰，传承良好，堪称人文传统的标本。
6．传承不绝，影响深远。历史时期的改朝换代和天灾人祸，虽然对杭州产生影响和冲击，但一线文脉绵延不绝，流传至今，历久而弥盛。尤其是在杭州建造江干州城以后，无论天灾人祸（兵燮、外乱、火灾、潮患）怎么冲击破坏，如历次改朝换代时对杭城的战乱破坏，特大火灾水患对杭州经济和人口的冲击，虽然都使杭州城区萎缩，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市井荒芜，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发展后，杭城都能重新在这片土地上站立起来，始终屹立在江河湖海之间，杭州文化始终传承不绝，杭州人的文化血脉始终代代相传，影响至大至巨，且深且远。（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