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非丝非路，不是一条或几条固定的商路，而是由一连串的货物集散地构成的商业网络；丝绸的重要性似乎远不及战车、战马与火药，却留下最为长久的记忆。
正是在商品、技术与文化的交融以及与疾病的激烈对抗中，不同文明之间才实现互通有无，并学会以对话消除隔阂，最终达成“和而不同”的共识，塑造出全球化世界的雏形。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一条古道绵延两千多年，一个德国人不是第一批行人却成功为其命名。
1868年秋天，当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初次来华时，正值风雨飘摇的晚清。这名德国地理学家惊奇地发现，凡是西方人足迹未至之地，他通常会受到款待。
为了方便，李希霍芬在他护照上加了个“李”字。这不仅更“中国化”，还与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攀上了亲戚”。两年后，李希霍芬来到洛阳城，连日走访山陕会馆、关帝庙等联谊祭祀场所，还重点考察了城南关的丝绸、棉花市场。
“河南府地区主要贸易品为棉花，此间各种输入品主要是由出售棉花支付的。据说棉花的买卖终年不断，（洛阳）城内的交易额每天约一万两。”数年后，李希霍芬在著作《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中如此描述。
从洛阳到“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这条古老的商道，就此被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
“凿空之旅”
真正意义的丝绸之路源自张骞的“凿空之旅”。这意味着，消弭军事威胁并谋求和平，正是“丝绸之路”开通的原始动力源。
不过，动乱持续百余年的中国，却难以及时消化西方世界的研究成果。直到1955年，来自北京大学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发表学术论文《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正式提出“横亘欧亚丝路”的概念。
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丝绸之路的起源问题，中国史学界一时分为两派观点。“先秦说”认为，《诗经》中早有“女执懿筐”“爰求柔桑”等叙述，这足以证明丝绸在春秋时已颇为兴盛，先秦时期晋人郭璞所著《穆天子传》也可进一步佐证：大约公元前963年，周穆王经河西走廊，赴阿尔泰地区与“西王母”宴饮，并赠“锦组百纯”，即带花纹的丝织品，还带回一批美玉。
迄今，周穆王宴赠“西王母”丝绸有待进一步考证。上世纪60年代，一些考古学家却发现其它证据：位于河南安阳的妇好墓挖掘出软玉，经鉴定产自新疆。妇好为商王武丁的夫人。
“这说明，至少在3200年前已经有人沿着这条路把昆仑山的玉石送到了河南安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葛剑雄认为，丝绸之路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
“自黄帝时代至夏朝，应当是草原丝绸之路起源与形成的时期。”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照东、刘俊宝认为，自契至汤的数百年间，商族人从赤峰地区南越燕山，到达河北易水流域，并溯黄河而进入中原；或从赤峰向东南，到达辽西、河北东部渤海湾，乃至山东半岛，形成了若干条较为稳定的“贸易通道”。
所谓“贸易通道”，即丝绸之路的雏形，“上古说”的主张又被史家称为广义丝绸之路。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理事刘宏伟等多名学者则主张，“张骞西行开辟丝绸之路”，即狭义丝绸之路。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公元前２世纪的西汉王朝日渐强盛。汉武帝刘彻即位后，为北击匈奴，试图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联合。于是，使者张骞被派往西域联络大月氏，后者曾被汉武帝的劲敌冒顿单于逐出故土。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带领一百多名随从由长安出发，一路坎坷西行至大宛国、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公元前126年，张骞等人再经周折返回长安。
“消弭军事威胁，谋求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认为，这正是“丝绸之路”开通的原始动力源。张骞西行被誉为“凿空之旅”，既是历史上中国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也是一次空前的大探险。自此，无数新奇的商品、技术与文化沿着张骞的足迹，逐渐传播到亚欧非不同的文明世界。
为促进与西域的交流，汉武帝还招募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批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不久即成为富商巨贾，吸引了更多的丝路贸易者。同时，为解决匈奴不断骚扰及强盗横行的状况，汉朝决定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进行直接管辖，这也标志着丝绸之路进入繁荣的时代。
继陆上丝绸之路后，腾出手来的汉武帝决定打通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将日南、合浦等地作为港口，派出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已开辟的航线前进，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东南部，抵达锡兰（斯里兰卡）后返航。
从此，两条丝绸之路并驾齐驱，丝绸也成为不同文明世界之间相互交流的符号。
“丝绸之路非丝非路”，美国学者米华健在著作《丝绸之路》中论述道，它不是一条或几条固定的商路，更像是由一连串的货物集散地构成的商业网络；当时，丝绸的重要性也远不及战车、战马和火药，却留下最为长久的记忆。
“商业诉求是丝绸之路开辟的又一动因”
美国学者谢弗（EdwardH．Schafer）感叹说，人类从来不甘寂寞，丝绸之路正是缘起于文明之间的相互吸引。
“丝绸之路塑造着现代世界。如果没有丝绸之路，定然不会有今天丰富的生活内容。”美国学者谢弗（EdwardH．Schafer）感叹，人类从来不甘寂寞，丝绸之路正是缘起于文明之间的相互吸引。
两千多年里，丝绸、茶叶、陶瓷，源源不断从中原运往西域，而玉器、胡麻、苜蓿、葡萄以及大批珍禽异兽，则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生活。同样，海上通道的商品种类更为明晰，汉唐是丝绸，宋元时瓷器逐渐成为主要出口货物，香料也开始大规模输入中国。这一背景下，“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等称谓不胫而走。
“商业诉求是西北通路开辟的又一动因。”冯天瑜认为，新奇的商品是最为直接的诱惑，也是“丝绸之路”繁荣的一大动因。
战争、灾荒、疾病频频袭击脆弱的古代社会，来自不同国度、文明的移民因而不断迁徙。这也带来一种正外部性：通过丝绸之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造纸术“四大发明”，以及冶铁、水利灌溉、中医等技术流向不同的文明世界。
最为典型的技术传播是造纸术。东汉时期，蔡伦所改良的造纸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到西域。最迟在3世纪末时，造纸术已传到朝鲜、日本。唐朝时，造纸术已传到中亚、东南亚等地，再经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欧洲、美洲、非洲等世界各地。
中国亦是这轮技术“全球化”的受益者。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人发明的炼金术、临床医学，以及拜占庭人制造玻璃的技术相继传到中国。
人类达成“和而不同”的共识
“在欧美世界，人自婴孩时期便养成侵略性格，很少提到合作精神。在中国，他们不灌输侵略性，而是灌输互助合作精神。”英国著名史学家李约瑟曾如此困惑。
正是在商品、技术与文化的交融以及与疾病的激烈对抗中，不同文明之间才实现互通有无，并学会以对话消除隔阂，最终达成“和而不同”的共识，塑造出全球化世界的雏形。
技术改变着生活，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文化与交往方式。丝绸之路促进了多种思想和宗教的传播，他们在丝绸之路上和合共生。自诞生之日起，中国的代表性思想儒学就向周边传播。
公元1世纪初，很多朝鲜人已会背诵《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5世纪前，儒学就传入日本。进入隋唐时期，日本大批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僧侣前来求学，儒家文化普及到日本社会各阶层。东汉末年，不少越南人来到洛阳研究儒学。这时，中原音乐、礼教等西向传播的同时，西域乐舞、杂戏等也逆向进入中原。
伊本·白图泰是中世纪著名的旅行家。他大概在元顺帝期间游历中国，最初是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泉州，又循海路北上到达杭州，见证了中外文化融合的历史片段。据《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他到达杭州后受到地方官的热烈欢迎，在为其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还有魔术表演：
“只见魔术师抛绳于空中，绳便扶摇直上，直到绳端消失在空中。然后他让徒弟缘绳而上，爬着爬着就不见了。魔术师连喊三声，却无人答应。于是便生气地抄起一把刀，顺绳而上，也不见了。一会儿那孩子被大卸八块，丢了下来。之后，魔术师也气喘吁吁、满身血污地凌空而降，拜倒在执政官面前。执政官下令赏他。他把孩子的肢体捡拾拼凑到一起，用脚一踢，那孩子便毫发无损地腾地站起。”
吓得伊本·白图泰大惊失色。这时，有人安慰他说，“哪有什么腾空、落地的残肢，只不过是戏法而已！”
这个魔术的名字叫“通天绳技”。三百多年后，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记载一个情节大致相同的故事《偷桃》。至今，魔术“通天绳技”仍在江浙一带民间流传。
“这种古老的印度‘通天绳技’在唐代时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从流传的区域来看，大都在今东南沿海一带。”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永平等多位学者考证，“通天绳技”又称“印度神仙索”，最早可见诸5世纪初成书的《梵经》。
一个个古老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碰撞、共存与融合。仅中国西北地区，就有氐族、羌族、匈奴、吐蕃（藏族）、回鹘、吐谷浑、突厥、乌孙、鲜卑、党项、蒙古等许多古老民族生息繁衍。多数历史时期内，他们能够和谐相处并不停地迁居、通婚。
公元6世纪时，波斯人不堪战火侵扰而成批迁入中国。他们得到唐朝的善待，据史书记载，一名波斯人李素则在司天台任职，主持翻译过多部天文学著作。唐懿宗咸通年间，波斯人苏谅开始定居长安，后成长为禁卫军武官，承担起保卫京师的职责。此后，苏谅家族数代人都在军中任职，其墓志都是以汉文和古波斯文篆刻。
苏李二人只是普通外国人在华的缩影，他们不仅成功融入汉文化，而且原有的宗教、习俗、语言等也受到尊重。
“在欧美，人自婴孩时期便养成侵略性格，很少提到合作精神。在中国，他们不灌输侵略性，而是灌输互助合作精神。”这也让英国著名史学家李约瑟感到困惑。
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征伐奴役，丝绸之路上的交融是一种先进文明向周边的自然辐射，一种高势能文化向低势能文化渗透与浸润的自然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逐渐达成“和而不同”的共识，并延续至今。
“以前建立的国际合作机制更多地强调共同动作，强调组织内成员的同步性。”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卫东认为，“一带一路”则更强调“包容”“和而不同”，这正是对丝绸之路和合共生精神的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