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先民的发明和创新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生产生活、文化艺术等。上古之人“衣皮苇”，用骨针把兽皮连缀成衣。这种古人类使用骨针产生的纫迹，即为刺绣的雏形。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使用丝绸等细腻的材料进行刺绣。我国是世界上发现与使用蚕丝最早的国家，人们在四五千年前就开始养蚕、缫丝。随着蚕丝的使用，丝织品的产生与发展，刺绣工艺也逐渐兴起。据《尚书》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衣画而裳绣”。
《周礼·考工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清代经学家段玉裁注：“画绘之事杂五采，五采备谓之绣。”东周时期，刺绣工艺逐渐完善，中央政府设置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和监督刺绣的制作。1974年，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室出土的刺绣遗痕，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刺绣残片。淤泥中的刺绣实物虽已被侵蚀，但绣痕仍清晰可辨红、黄、褐、棕4种颜色，为后世了解西周时期丝织与刺绣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乘云绣。湖南省博物馆藏
春秋战国时期，刺绣和织锦工艺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社会上层有“衣以文绣”为尊的风气。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信期绣、乘云绣和长寿绣三种汉代刺绣，还有茱萸纹绣、云纹绣、方棋纹绣等。这些专用名词的出现说明，当时刺绣已具有一定的普及性和较高的专业水平。1982年发掘的湖北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大量丝织品。这些织品在刺绣技巧及装饰设计上显示出高度的成熟，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楚汉刺绣曾沿丝绸之路流传，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托克逊县阿拉沟战国墓中出土的凤鸟纹刺绣残片，就与湖北荆州马山墓出土的凤鸟十分相像。
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盛行，从而拓宽了刺绣的题材，善男信女们往往不惜工本，以绣佛像来积功德。白居易曾有诗云：“集万缕兮积千针，勒十指兮虔一心。”
▲北朝绢地团花纹绣。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隋唐时期，中央政府设置织染署专门管理丝织业，民间的织绣生产几乎遍及全国，但凡女子都要学习“女红”，甚至在孩童时就开始学习刺绣技艺。
宋代，皇家设“文绣院，掌纂绣”，由宫廷画院设绣画专科，专门依样绣制画院名家的作品。刺绣针法以追摹原作的笔墨线条、色彩浓淡和风采气韵为准绳，力求逼真再现书画原貌，近十种针法演绎出数百种刺绣技法，使绣品完全进入艺术欣赏范畴。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南宋宫廷刺绣上品“瑶台跨鹤图”，其刺绣艺术达到状物写情如同绘画作品的境界。
公元10世纪早期到14世纪是我国历史上辽、宋、西夏、金等多民族政权并立到逐渐统一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刺绣技艺在交流融汇中呈现新的发展态势。绣品以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为基础，融汇吸收中原文化中的色彩、纹样。内蒙古博物院院藏的“辽代红罗地联珠人物绣经袱”，居中刺绣图案是一位两手各高擎海东青的契丹猎人。该绣品是契丹人在吸收中原文化尤其是刺绣技艺的基础上，体现草原风格的产物。
▲辽代红罗地联珠人物绣经袱。内蒙古博物院藏
元代刺绣在宫廷与民间的大量需求下，技术趋于成熟，最有特点的是加金绣品。用金线绣制生活用品、装饰品特别是佛教用品，迎来真正繁荣。
明朝，江南的桑蚕经营得到进一步发展。作为刺绣原料的桑蚕生产大量增加，以江南为中心的刺绣生产显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色。明朝廷在南京、北京分设两处织染局，宫廷经营的绣作规模庞大，包括各种王室绣品、章服、补子等。明代中叶以后，社会产品商品化程度增大，刺绣世俗化的发展则和绘画联系紧密，其代表就是松江顾绣。
▲清雍正明黄色缎绣彩云金龙勾莲纹坐褥。李宏复供图
清代官方成立的江南三织造局，几乎包揽清王朝所需的全部刺绣精品制作。举凡帝后王公的服用、百官和外藩头人的赏赐、国家庆典的装饰，乃至祭祀天地祖宗所需的制帛、封爵的诰敕校尉的驾衣、军工的绵甲等，几乎无不出自江南三织造局。清代的刺绣技术比明代更进一步，绣物品种之多，名目之繁，用料之精，花工之多，价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清末民初，我国刺绣史上出现了既能刺绣又能把刺绣技法进行归纳总结并著书的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第一部刺绣理论与实务操作相结合的专著《雪宦绣谱》，是由中国近代刺绣工艺教育开创者沈寿口述，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代笔记录而成。该书详细记录了刺绣所用的工具、刺绣的方法、刺绣时应注意的问题、刺绣的技法和艺术观点等，既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有理性的分析，将刺绣从纯粹的审美趣味提升到系统化的理论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