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干，自孔子确立以来，迄今两千多年，一直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代表和集大成者。从先秦到清代，儒学先后形成四种理论形态。
第一个理论形态是先秦时期的古典儒学。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孟子和荀子进一步展开儒家的思想体系。这些儒学的奠基人提出儒学的思想框架，确立基本的理论原则，使儒学初具规模。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一生的志向就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秩序，使人人遵守“礼”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的思想为后来的儒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也规定了基本的致思路向。
孔子以后“早期儒家”人物把“仁学”与天道、性命贯通起来，分别从两个不同角度为孔子的仁学提供了形上学建构。孟子和荀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和引申，使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取得了不同的发展形态。孟子注重主体自身的道德构造，在思想上偏重“德行”一面。纵观孟子的主要思想，他从心性角度为儒家思想构筑了人性论的基础，从“仁心”的“内圣”角度来挖掘；荀子重视外在社会的礼仪之治。荀子的思想在“外王”思路上对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有所推进，为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个理论形态是从西汉到唐代的经学。
董仲舒等经学大师，借助阴阳五行的思维框架和准神学的形式，论证儒家的基本原则，形成政治、伦理、宗教三位一体的儒学思想体系，使儒家从一家之言上升到意识形态主体的高度，获得前所未有的思想权威性。儒家思想在西汉汉武帝时期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从此儒家思想正式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
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以传统儒学为基础，从天命观、政治思想、人性论等多个角度为其“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张目，极大地推动了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影响，使得儒家地位从政治地位上战胜了其他诸子。但是，向神学发展的另一个倾向是导致入学向谶纬之学跌落，从而背离先秦儒家的理想那个主义。
第三个理论形态是宋明理学。
两汉后，北宋前，由于战争、五胡乱华及佛教大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士人精神受到严重的挑战。道家、佛家与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各自构成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影响，其中以儒家思想最为式微。当时儒学虽未失去对中国社会之影响，但其对中国社会的组织力量与凝聚力量也一直处于衰微之势。儒学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已不足以构成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统一力量。
直至韩愈大倡“文以载道”，后经北宋三先生之发韧，中经周张二程之努力，终以朱子为集大成者，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王陆等理学家出入佛老，借鉴佛、道两家的理论思维成果，采取哲学的形式论证儒家的基本原则，形成以三教合流为特征的儒学思想体系，使儒学获得较强的理论性。
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情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
第四个理论形态就是清代的朴学。
清代顾炎武、阎若璩、戴震等考据大师，举起“新汉学”的旗帜，为了避开宋明理学的误区，他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重新诠释儒家经典，重振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弘扬儒学的历史主义精神，唤起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他们十分重视儒家经典的研究，喜欢做扎扎实实、朴实无华的学问，故而后人称他们的儒学为朴学。他们要求学术独立，要求儒学非意识形态化，已经触摸到近代思想启蒙的门槛了。清代儒学家从内容到形式都对传统的儒学作了再整理、再加工，取得了令人钦佩的学术成就。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毕竟接近了尾声，所以，无论他们如何努力，也无法使儒学再现往日的辉煌了。
当代新儒学
1840年以后遭受到一定程度的否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左倾路线的影响，儒家文化在大陆上遭受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20世纪以来，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复兴儒家文化思想，学者们通过反思中西文化的差异，在探讨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对儒学思想进行新的诠释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