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藏菩萨信仰的建立与发展
地藏菩萨文化产生于印度，但地藏菩萨在印度并未受到普遍的崇奉，因此，在印度并未形成真正意义的地藏菩萨信仰。公元4世纪末，如今可知的第一部出现地藏菩萨名号的汉译佛典《佛说罗摩伽经》传入中土，自此地藏菩萨法门中的经典、仪轨与文献系统开始在中国建立。经过隋朝至初唐，“地藏三经”中《占察善恶业报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先后译出，使地藏菩萨信仰逐渐趋于成熟。
在晚唐五代时期，地藏菩萨信仰经历了历史性转变。这一时期，《地藏菩萨本愿经》《十王经》《佛说地藏菩萨经》与灵验记《道明和尚还魂记》广泛流传，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大量涉及地藏菩萨对地狱道众生的救度，而魏晋南北朝至初唐译出的地藏菩萨相关经典，如《金刚三昧经》《大方等大集经·须弥藏分》《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中，地藏菩萨最主要的功德特征是六道救度。由此，晚唐五代时期，地藏菩萨从普度六道的大菩萨转为了地狱救苦的幽冥教主。
地藏菩萨信仰在明清时期也产生了巨大变革。首先，明末清初时期，唐代新罗僧人释地藏开始被公认为地藏菩萨的应化，而其卓锡的九华山则正式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地藏菩萨诸多经典中的“地藏三经”也被重点细读与弘扬，地藏菩萨的法门与思想被整理出更为简洁清晰的仪文，这推动了地藏菩萨信仰的普及。
如今，地藏菩萨在中国被尊奉为“四大菩萨”之一，以九华山为道场，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为精神，地藏菩萨信仰在中国有着非凡恒久的影响力。中国地藏菩萨信仰与法门经过多次变革，形成了独有的面貌，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地藏菩萨信仰与法门的发展，都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二、水陆法会与地藏菩萨信仰
据宋代宗鉴法师所撰《释门正统》记载，梁武帝因夜梦神僧，产生作水陆普济群灵之想，梁武帝醒来后在宝志禅师的劝说下，广寻经典，日夜阅览，待读到“阿难遇面然鬼王”的典故，便决定以此为根本依据，用三年时间制成了水陆仪文，并在金山寺举行了水陆法会。法会上，梁武帝亲临，僧祐律师宣读仪文。这便是文献记载中佛教历史上第一次水陆法会。
从宋代以后，水陆法会不仅不曾中断过，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僧俗两界人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到官方的重视。可以说，元明清三代中最为盛大的水陆法会，几乎都是由朝廷设立的。北宋绍圣三年（1096），宗赜集前代仪轨删补校定，完成了《水陆仪文》四卷，盛行一时。南宋志磬法师撰有《水陆新仪》六卷。明代莲池大师祩宏稍作修改，集成了《水陆仪轨》六卷。清代仪润法师对此进行了参照，撰成了《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仪轨会本》六卷，流传至今，为当今汉地寺院所用的“水陆法会仪轨”通行版本。
水陆法会的法事分别在内坛和外坛进行，一般要举办七个昼夜。在清代撰成并流传至今的《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仪轨会本》中，地藏菩萨名号及法门在内坛法事仪轨中共出现了四次：第一次，在内坛法事“奉请上堂”的二席，一心奉请“一切尊法”之处，即地藏菩萨经典“地藏十轮经”被作为尊法、经宝，在法会“奉请上堂”部分被祈请。第二次，仍是内坛法事“奉请上堂”中，在“第三席”的一心奉请“诸菩萨僧”部分：“一心奉请文殊师利，八万大士，普贤大师……日藏，月藏，虚空藏，金刚藏，地藏等，诸大菩萨。”第三次，在“奉供上堂”的“三席”，奉供“诸菩萨僧”处：“贤首善财知识众，日藏月藏地藏俦。”第四次，在“告赦法事”之后的“诵地藏经上供法事”中：“两位香灯各讽《地藏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一部，三卷须一气诵完。”
前三次皆出现在奉请和供养诸菩萨与经典的部分，地藏菩萨及“十轮经”是作为重要菩萨与经典代表被迎请的。而第四次则较为特殊，即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成为水陆法会内坛法事的环节之一。水陆法会所要完成的主要是两件事：上供与下施。法事待“奉供上堂”结束后，“上供”佛法僧三宝和获得福田功德的部分已经结束。而告赦法事、念诵地藏菩萨，下堂召请六道众生于诸席临坛，则是“下施”的开始。
在此，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对水陆法会而言，《地藏菩萨本愿经》究竟有何不同意义，为何不像其他经典一样在外坛诵读？
《地藏菩萨本愿经》作为“地藏三经”中出现最晚，但流传最广的经典，其核心是地藏菩萨救度六道众生尽令解脱，自身方成佛道的本愿精神。而全经三卷则处处讲述着“地藏菩萨累世以来救度六道众生的大愿”“释迦牟尼佛付嘱地藏菩萨于未来世救度六道众生”“地藏菩萨宣说的六道众生如何得度的种种法门”的内容。救度六道众生，是地藏菩萨本愿的核心，同时也恰恰是水陆法会下堂的主旨。因此，笔者认为安排“诵《地藏经》上供”在法会的上下堂之间，就有了三层意义：一者，用经典祈请地藏菩萨及其法门的神通力，以更好地圆满对六道众生的召请与救度；二者，以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功德力，昭示法会将依奉地藏菩萨救度六道众生的“发愿”来贯彻整个下堂的召请、奉供；三者，以《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内容指导所有与会众生，如何得脱或者不复堕恶道，并脱离六道，毕竟成佛。因此，“诵《地藏经》上供”在水陆法会中不仅承上启下，还总领了整个“下堂”，意义重大。
然而，水陆法会仪轨中并非一直这样重视地藏菩萨及其法门。实际上，在南宋志磐法师撰写、明代莲池大师祩宏重订的《法界圣凡水陆胜会修斋仪轨》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地藏菩萨的名号。这意味着直至清代，地藏菩萨及其法门才第一次被加入水陆法会的仪轨之中。在《水陆大意纶贯》一文中，清代仪润法师也提到了为何在重订水陆仪轨的时候加入了地藏菩萨法门：“地藏菩萨，乃冥阳普度之誓愿最深重者。原本不请，以地藏十轮等经，梁代尚未来震旦，故以今论之，似为缺典，故兹于第二席，增入地藏十轮经，第三席，增入地藏菩萨……或亦古师所许也。”这段话中“地藏菩萨，乃冥阳普度之誓愿最深重者”的认知，其实又一次回应了上文中为何安排“念诵《地藏经》”的讨论。而“故以今论之，似为缺典”则侧面反映出清代地藏菩萨及其经典的发展已然十分兴盛，这实际上也是水陆法会仪轨中加入地藏菩萨的重要原因。
三、明清追荐救赎法事与地藏菩萨信仰的中国化
水陆法会作为明清最具代表性的追荐救赎法事之一，其仪轨文本始于“阿难遇面然鬼王”的典故，而根本的经典依据在于不空三藏所译的密教经典《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等。水陆法会在唐末趋于湮没，又在明清时期逐步丰富仪文，得到发展并流传至今。
而就地藏菩萨信仰而言，水陆法会的根本经典是从印度传译入中土的，其中并没有提及地藏菩萨，水陆法会最初的仪文中也并未提到地藏菩萨，却在明清时期将地藏菩萨名号加入仪轨中，又将地藏菩萨法门定为仪轨中意义特殊的核心环节。这背后所反映的是，地藏菩萨信仰在明清时期产生的变革与发展，以及地藏菩萨信仰的中国化。
佛教在明清两代的发展变革历程中，从“出世”转向“入世”，高度体现出“中国化”的特征；在佛学思想、佛典刊印、佛教艺术方面，对前代佛教发展的成果进行了融合总结，广泛吸收了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的内容，从而形成特点更明晰、涵盖性更广的佛教系统。在此背景下，地藏菩萨成为中国四大菩萨之一，地藏菩萨法门进入了中国佛教信仰影响力更为广泛的追荐救赎法事仪轨中，唐代新罗僧人释地藏卓锡过的九华山在此时期成为地藏菩萨道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水陆法会在明清时期增加地藏菩萨名号，并将其法门定为仪轨的核心环节，一方面体现了明清时期地藏菩萨信仰具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继承了唐末五代后地藏菩萨从“六道救苦”到强调“地狱救苦”的功德特征转变，使隋唐以来地藏菩萨信仰的变革都被确定了下来，更展现出了地藏菩萨信仰中国化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