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中医伦理学的基本观念是以人为本，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因此人的生命是世间最宝贵的。救人性命是医者本分，但正因医术与最宝贵的生命相连，所以从古至今都认为医者必须对生命抱有高度的仁爱精神。
“医乃仁术”意为医学是施行仁道主义的术业，它是儒家的仁术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我国儒家文化一直强调仁爱思想是从医的基础条件。
医学道德是社会道德在医疗卫生行业中的直接反应。古代民间医家更看重社会价值的体现，通过不断钻研医术，提高自身道德修养，获得社会认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行为，筑构了更为丰满的社会医学伦理道德。
我国古代的医学伦理学是医德和医术的统一，古代人·仁思想是中国传统医德的核心内容，而以儒道为主的传统生命哲学是中国传统医德思想的深厚根基。
《本草纲目·序》中提到“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解释为：医者，首先要有仁爱之心，对患者要有关怀之情。医者用仁爱之术来体现他的仁爱之德，又用他的仁爱之德救助患者，则可将仁爱之心传播到天下的百姓中，使家庭和睦，人伦有序，从而达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修养成仁爱之术，是德与术的相通。只有有仁爱之心的人，才有仁爱之德，只有仁爱之德，才能修炼成仁爱之术。其实，这些说的就是要有高尚的伦理道德才能行医治病。而古人要求的高尚的伦理道德说的就是中国古代医学伦理思想。
一般说来，我国古代的伦理学传统的特点是：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注重医德和医术的统一。医以德为本，无德不成医。医德规范与医德实践相结合，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强调天人合一，人际关系和谐，讲究中庸之道，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学医者需通儒书；学儒者要明医理，则要读中医经典，方能得其要妙。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医德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支配作用。具体内容如下：
“以人为本，人命至重”思想，尊重和珍视生命
《黄帝内经》是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是中医药学和医德教育方面早期最为重要的论著。从《黄帝内经》始，奠定了中医“以人为本”的医学传统，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素问·宝命全形论》记载：“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中国人最核心的思想是把天地看作一个自然，生命是天地的常物，这个自然是没有任何神秘意义的，它不是一个造物主的概念。因为天地赋予生命，尤其人的生命是万物之中最宝贵的，所以中国人非常重视对生命的保护。
我国中医伦理学的基本观念是以人为本，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因此人的生命是世间最宝贵的。救人性命是医者本分，但正因医术与最宝贵的生命相连，所以从古至今都认为医者必须对生命抱有高度的仁爱精神。因此龚廷贤说：“凡病家延医，乃寄之以生死，理当敬重，慎勿轻藐。”《黄帝内经》中的《疏五过论》篇提到医生应避免五种过错：不明贵贱、贫富、喜怒，不知病情，谓之一过；不明饮食、居住、苦乐，不知补泄，谓之二过；不明比类、奇恒、从容，为工而不知道，谓之三过；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谓之四过；切脉问名，不合男女，不问所发，唯言死日，谓之五过。
《征四失论》有言：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矣。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所穷，此治之四失也。提到四种过失，告诫医生要从病理、心理等方面分析病因，这样才能为病人解除疾病。医学系人之生死，责任重大，医系人之安危死生，眷属之悲欢聚散。岂非天地间最重大事哉！元代医书《九灵山房集》（戴良著）便有“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的言论。
清代吴尚先《理瀹骈文》：“一人生死，关系一家，倘有失手，悔恨何及？”萧纲《劝医论》中云：“天地之中，惟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孙思邈的《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全面论述了医德的要求，成为我国古代医德规范形成的标志，他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的名言更能说明重视生命的珍贵和医德的重要性。
“医乃仁术”的行医宗旨
“医乃仁术”意为医学是施行仁道主义的术业，它是儒家的仁术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我国儒家文化一直强调仁爱思想是从医的基础条件。明代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提出要“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医为仁术，必具仁心。“仁”是儒家核心教义之一，《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医”代表了一般伦理学与医学密切结合的结果，仁既是一般伦理学的核心，也是医学伦理的核心。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聪明理答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南齐《褚民遗书》）《孟子·梁惠王上》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明朝王绍隆《医灯续焰》卷二十《医范》引陆宣公之言云：“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序》中言：“岂止一方书而已乎？方之出，乃吾仁心之发见者也。”“医乃仁术”是中医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清代喻昌《医门法律》：“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古代医德的评价注重社会价值
医德评价是依据一定的医学道德标准对医疗行为所作的道德评价。医学道德是社会道德在医疗卫生行业中的直接反应。古代民间医家更看重社会价值的体现，通过不断钻研医术，提高自身道德修养，获得社会认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行为，筑构了更为丰满的社会医学伦理道德。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说的是：善为医者，不仅能治病救人，也能以医理论国事，治病与治国、治人，融会贯通，一脉相承。古代医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遵循着儒家的价值观念，表现出“见利思义”的高尚人格。《吴鞠通行医记》中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北宋医王庞安时对“踵门求诊者，为辟邸舍居之，亲视餤粥、药物，必愈而后遣；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活人无数。”
明代聂尚恒《活幼心法》：“医者仁术，圣人以之赞助造化之不及，所贵者，扶危救困，起死回生耳。”在古代儒士看来，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能够造福百姓，除此之外最好的济世之途就是行医，范仲淹提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人生理想。朱丹溪云：“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古代儒生与医生都有“惠民济世”的思想，认为以仁爱之心治理朝政，可平天下，以仁爱之心救助患者，则可将爱心传播到天下的百姓中，使家庭和睦，人伦有序，从而达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对人的生存、处境和幸福的关怀以及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在古代医家的观念中占据着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地位，治病、救人、济世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如《灵枢·师传》：“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所终时。”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后世的中医学者对自身有了更高的要求。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致其得。《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吴瑭《温病条辨》：“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素问·疏五过论》中“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同时对应的医学伦理要求医者“行医一时，鞠躬一生；不求闻达，但求利人。”陈实功《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医生的职业决定了医生应有区别于普通人的道德素质，理应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严格的职业操守，以服务人类和公众利益为目的学医。明代裴一中《言医》：“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故神圣之业。”
《大医精诚》要求医生面对患者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应“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医生要充分尊重病人，态度诚挚耐心，以期营造和谐医患关系，取得最佳治疗效果。《灵枢·师传》篇说：“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经过历代崇高素养医者的传承与发展，铸就了中国优良的医学道德传统：仁爱救人，赤诚济世的行医宗旨；不图名利，清廉正直的道德品质；普同一等，一心赴救的服务态度；尊重同道，谦和不矜的医疗作风；注重自律，忠于医业的献身精神。
医者仁心，习医者要想真正掌握好医技，必须遵循中国优良的医学道德传统，重德、行德、守德、积德、修德。重德：治病救人心所系，立志行医德为先。行德：面对面问诊，心连心开方。守德：视名利淡如水，视健康重于山。积德：病人以命相托，医者以诚相助。修德：悬壶济世，两袖清风，医人医心，仁心仁术。清代陈梦雷等在《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写道：“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龚延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提到：“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精脉理；四识病原；五知气运；六明经络；七识药性；八会炮制；九莫嫉妒；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药施无二。”
我国古代的医学伦理学是医德和医术的统一，古代人·仁思想是中国传统医德的核心内容，而以儒道为主的传统生命哲学是中国传统医德思想的深厚根基，古代人·仁思想深入融合儒家思想，促进了中国古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造就了我国独特的中医文化，为后世现代医学伦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