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医籍中，与医学知识传承关系密切的异授与托名故事很多，虽然前者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后者涉及诸多不同的对象，但相关故事在叙事结构上十分相似。两类现象源远流长，与其客观上能够将文本、知识与社会生活更好地糅合起来，从而实现医学知识的存续、扩大医学知识的传播范围、增强医学知识的传播效果密切相关，并非简单的追名逐利之举。在解读古代各类医学文本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时，复原文本形成、流传、阅读、使用的具体语境和过程，而非直接进行价值判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古代有众多医籍的作者或拥有者宣称，他们曾得到异人传授知识，或偶然发现不同寻常的医书，或在特定地方得到高人传授知识，获得非同一般的医学文本，很多人在给医书命名时也会加入“异授”“异传”“秘授”等字样，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将这些现象统称为“异授”。另外，还有很多医籍的作者或拥有者宣称他们的作品或其中部分内容来自历史人物、传说人物或社会名流，即学界熟知的“托名”现象。如果说师授、家传、自学构成了古代医学知识传承的“显传统”的话，那么异授与托名则构成了一种“隐传统”。
在现代的医学史研究中，二者渐渐被尘封甚至遗忘，很少有学者将它们作为一个严肃的主题进行研究，一些研究虽注意到了相关医书，但探讨的问题集中在作者考辨、版本梳理、具体内容分析和学术思想总结等方面，并未深究它们产生、演变的语境、脉络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甚而索性一并将它们等同于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或吊人胃口的噱头，置之不理。这些研究取向虽有助于考索史实，但容易陷入“一刀切”的误区，将所有类似现象“脸谱化”，有碍于我们探察多元而复杂的历史面相。
书籍是一种文本，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产生，书名、篇章结构、内容、体裁、语言等，都不可避免地嵌入或多或少的社会文化内涵。书籍又是知识的载体，从知识搜集、知识筛选到编纂、刊印、流通再到读者阅读等，都是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具体表现形式，书籍生产过程中的参与者、书籍的传播介质和传播渠道以及读者获取、阅读和利用书籍的方式等，不仅会作用于知识的表现方式和扩散模式，而且会影响到知识的社会存在价值。医籍自然也不例外。
鉴于此，笔者尝试将研究重点从考证医籍的真伪、真实作者、源流等方面转移到分析文本的叙事方面，着重解析与这两类现象相关的故事的基本结构及其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阐释二者对医学知识传承和传播的作用，揭示文本的意义在知识产生、流传和应用过程中的变化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据笔者寓目，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方论类医籍较多涉及这两类现象，因此，本文暂以此类医籍为主要考察对象，且将时段限定在医书生产最为繁盛的朝代——清代。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壹 医学知识“异授”的基本表现形式及其共同特征
“异授”主要包括三类情形：其一，由异人直接传授医方、医术或医书；其二，当事人获得异书；其三，在不同寻常的地方发生以上两种情况，强调空间的特异性。无论在哪里，他们总是拥有秘方、禁方、秘诀、异书等人世稀有之物。
在诸多文人士大夫和医者眼中，“异人”通常指有高深学问、德高望重之人。比如，南宋著名诗人、官员陈造曾得到工部侍郎王俣所编《编类本草单方》一书，非常高兴，他读完此书后为其作跋语：“是书板在四明，予宰定海，首得之，列为三十五卷，始于服饵，终于妇人小儿，杂疗法亦备矣，然条分类别，一阅可见。益知异人世不乏，才贤有识，所在有之，装校藏秘，不惟自卫，旁济酬其夙心，而不假编集之劳，晏享此利。”可见，此处的“异人”是指有才有贤有识之人，超出了陈造的认知范围。明初僧人释景隆在回顾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神农尝味，轩岐难问，异人迭出，以宏其教，业其教者，各有专门。”可见，能够继承神农、轩岐衣钵的贤德之人都被他归入了“异人”之列。
异人所传知识，是受人信任甚至追捧的对象。康乾之间，江苏无锡人华希闵曾担任安徽泾县训导一职，他非常欣赏外舅余元度的医术，并将余氏的言论集结成书，取名《用药心法》。据华希闵自述：“先生之学传自异人镜机子，治病百无误。”康雍时期，官至工部侍郎的年希尧曾先后刊刻《一草亭目科全书》和《集验良方》，他特意在两书之后都附入《异授眼科》（又名《异授眼科秘旨》）一书，年希尧在此书的跋语中说：“《眼科秘旨》一书，予家姑丈涿鹿李先生所授也。此书传自异人，世无别本，予见而爱之，乞以携归，秘之箧中者二十余年矣。”可见，由异人传授之书同样受社会精英阶层重视和认同。
异人基本出没于三类地方：
其一，人迹罕至的山水之间。清初京兆人浦天球弃儒业医，曾得到儒医王肯堂的真传，在研习医学经典的同时，他又“性僻山水，所谓烟霞痼疾，泉石膏肓，余自知之而不能自疗，乃遍游吴、越、楚三湘五湖间，凡杖履所及，歌咏因之，采掇继之，诗囊药囊往往俱满，故得遇异人，得读异书，咸以为有山水助云”。显然，吴、越、楚、三湘五湖都是南方多山多水之地，浦氏在此遇到异人、异书，倍感幸运。嘉庆年间，江苏苏松太道官员李廷敬收藏有十多本《天花精言》，因为很多人向他借阅，所以他特意将此书重新刊刻，广泛传播。该书作者袁句，是兵部官员，与李廷敬的兄长是莫逆之交，他们闲暇时常常讨论医学，袁句更是精于痘疹一门，闻名京师。李廷敬在重刊序言中说：“间遇险逆之症，每拉余往观，就其发端及受病之处以断吉凶，不爽晷刻。其所论断，多前人所未有也。先生曾述其读书嵩山时，遇异人于石室中，虔心请业年余，始授以文章五十三，参及医宗三昧焉。”嵩山，自古以来就是儒释道荟萃之地，更以少林寺驻地名闻天下，而石室是修道之人的居所，佛教和道教都有丰富的医学文化，袁氏在此遇到异人而参悟医学似乎在情理之中。
其二，佛道寺观。道光十三年（1833），江苏高邮贫士孙应科到外地开馆授徒，途中不慎从马上摔下而折断了左臂，但在百天时间里都未遇到能够治疗此病的医者。过了一段时间，他勉强回到高邮，借宿晓云山房，遇到一位来自江南地区的黄姓木材商人，这位商人恰好有治疗此类伤病的医方。孙氏后来记述：“晤江右黄君，木贾也，侨寓于邑之南二十五里神庙，少遇异人，授秘书一卷，疗折伤甚验。惜余延久，许以半疗，疏方制药，不受谢。余乞其书阅之……缕析条分，得未曾有。而且性皆平和，无迅厉之品；法多加减，寓活泼之机。洵济世之金丹、渡人之宝筏也。余录稿归，依方调治，寝以奏功。甲午冬，赴江阴，未入秋闱，邗沟道上，于役不休，风烛余年，黄君之赐，抑是书之力也。书昉于明嘉靖二年，署名异远真人，亡所考。”不难看出，此书传自明代一位道士，到道光时期已三百多年，再从其出现于远离城邑的神庙中来判断，应是在乡间流转的一本医书。
在整个清代盛传的异授故事莫过于萧山竹林寺僧授受妇科医书了。事实上，竹林寺自南北朝兴建以来，就以医术驰名，妇科是其中之一，在南宋时期得到朝廷封赐之后更被世人铭记于心。竹林寺女科与佛教医学渊源颇深，但很少有人能梳理出其中的源流。上千年来，关于竹林寺妇科医术及其相应的几十种医书，以及由此引发的传说、演义等，究竟是如何产生、演变和流传的，各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谓医学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其中，清代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竹林寺僧人曾得到异人传授女科医方。试看同治年间浙东陆氏引用古人口述的一段话：“萧山竹林寺坐落县城东北，盛唐时陆氏捐造，持僧系石门县来之人，颇有道根，接济穷民，广交义士。一日，间遇异人入寺，与僧谈道甚相投契，僧人自炊火煮茶，异人见有笔砚，即写桌上女科方症，供茶毕，又谈医理。异人辞，僧送出寺门，其徒从外来，见有墨痕，将刷去桌边一道，僧入室即阻，细看系女科医案各方，共有百二十症目，已刷去十八症医方，只留百有二症齐全，抄录成卷后，求名医补足，嗣后行道盛扬。老僧故后，其徒医名愈盛。”从中不难体会到，叙事者将竹林寺女科医学知识的来源直接简化为“异授”，利用生动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既增加了神秘性，又给读者制造出此书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效果。
其三，海外。此类事例集中出现于晚清时期。这一阶段，随着世界地理知识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不少医籍中的“异人”已有了清晰的国籍。清末，一位号为“作民居士”的人编写了一部《跌打秘传经验方》，该书实则由高丽国异人传授：“夫医各有科，皆赖先圣传授于世，惟骨科一症，遍阅诸书，未得其详。吾游江湖，适异人称为高丽国来，业精此症，讲之甚明，上骱有术，接骨有法。我不论金帛，待之若父，随走数载，不辞辛劳，得以传授，试之，罔不效验，可为养生至宝。”还有人遇到了来自日本的“奇人”：“予少游江湖，遇一奇人，自谓日本国来，专于理伤，凡伤骨脱骱之症，用药如神，上骱有术，损骨整术乃即得之，如师常常如父，历数年，得其秘传，屡试屡验矣，应手而愈。”二人著作的内容不同，但他们获得医学知识的经历却十分相似。
概括起来，将医学知识的来源与异人、异书、异域这些符号联系起来，虽然具体场景不同，但其实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特征。首先，在空间上，它们都处于大多数人不熟悉或难以到达的地方，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认知范围，且大多在正统的医学知识体系中没有地位，在这些地方遇到高人奇士、看到秘方异书，无疑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具有神秘感，引人想象。其次，在故事涉及的人群方面，通常是王朝国家难以实现很好控制的社会阶层，如佛道人士、流动人员、隐士、其他江湖人士等，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宗教信仰等比较复杂，并非纯粹的儒家价值体系，因而很容易被主流话语定性为对社会秩序具有潜在威胁的人，贴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标签。最后，几乎所有事例都有相似的故事情节，即医书作者或拥有者与异人偶遇，而这种偶遇只有当事人知晓，事后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信息垄断，很容易滋生附会、传说、猜测、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