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封建王朝的生命线。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采取把各地区的田租赋税由水路运往京师的做法，称为“漕运”。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经济、政治命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因而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项重要任务。早在秦汉时代，我国史书上就已经有了关于漕运的记载。但漕运制度的设立，则创始于唐代。
隋朝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为贯通南北漕运奠定了基础。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南方漕粮从唐朝开始，其地位日显重要。因此，把江淮流域征收的粮食调运到京城，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
唐朝定都京师长安，因人口急剧增加，日用供应和运河的漕运量也因此相应增加。但由于漕运路程遥远，运道流经地区的水域、地形又很复杂，各段河道水量大小不一，深浅各异，水位差较大，如何改进运输方法和管理制度以增加漕运量，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开元二十一年（733），裴耀卿向唐玄宗提出了改革建议。当时江南来的运粮船只必须等待运河有水才能航行，这样就不得不在一路上时常停顿，既延误了时日，又给偷盗以可乘之机。不如在河口建造粮仓，江南运来的漕粮在此卸下，即可返回。从河口分别驶入黄河和洛水，由官府雇船载运。在三门的东、西各建一仓，水通则运，水浅则止。从太原仓溯水而运，不必停留，直达关中（见《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唐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委任他为转运使，掌管漕运事宜。裴耀卿受命之后，在沿河各地相继建立了粮仓，计有河口的虎牢仓、巩县的河口仓、河阴县的河阴仓、河西的柏崖仓、三门东的集津仓、三门西的盐仓，并规定江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洛，诸仓之间递相转运。水通则漕运，水浅则储仓以待，漕船既不停滞，漕粮也无损耗。自此，从江南至关中，漕船往来不绝，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
漕运在中国的历史上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制度，以及配套的管理系统。比如，漕运用的船，叫做漕船。漕运载运的粮、米，叫做漕粮、漕米。驾驶漕船的军队和民工，叫做漕军、漕丁和漕夫。各朝代都设专管漕运的官员，唐朝设置了转运使，宋朝设置了发运使，元朝设了都漕司二使，明清两代都设了漕运总督。从事漕运工作的漕丁、漕夫，有时多达十余万人。
在对运河的依赖这一点上，宋朝比起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宋建立之后，面临着契丹的威胁，对于定都何处，颇费踌躇。汴京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发迹之地，但由于位于黄河冲积扇的旷野平原上，无山川之险可守，赵匡胤一度曾想迁都洛阳，但最后还是决定以汴京为京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不可逆转地移到了南方，国家所需财物多数依靠江南地区供应，位居汴河要塞的汴京，是当时水运的枢纽，“扼吴楚之津梁，据咽喉之要地”（《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对江南财富的倚求，迫使北宋政府只能把都城建在汴京，即使无险可守，也顾不得了。
漕船，运河上一道绵延的风景线。元明清三朝皆建都北京，京师用粮主要仍仰仗江南，漕运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京杭大运河一线的漕运线一度成为当时朝廷的生命线。明朝行驶在运河里的漕船，一开始为八九千艘至一万艘不等，到明末时增加到一万二千余艘。明朝漕运数量，据文献记载，成化八年（1472）定全国攒运粮每岁400万石，其中浙江60万石，“自是而岁额定矣”。而且当时负责运输粮食的漕运船，全是“高级定制款”，舱内是专门防潮的，价格不菲。
在明朝，内河运粮多用浅船，在山东梁山县贾庄的水洼里曾挖掘出的一艘明朝运粮浅船，是明洪武五年（1372）制成的，船身用楠木打造，长五丈一尺，宽一丈，高约五尺，全船分为十三个舱。
清朝海上运粮多用平底沙船或浙江蛋船、三不象船，大的可载粮二、三千石，造价需银一万多两。内河运粮仍多用浅水木船。清朝漕粮收入每年也是约为四百万石，这些漕粮，也分了好些种类，包括粮食，正粮、杂粮二种，正粮征米，杂粮征麦豆等等。
为鼓励漕运，明嘉靖年间，曾明令规定，每条漕船准许携带货物二成，自由在沿途贩卖；并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代客运输酒、布、竹木等大宗货物，往来贸易。当时南下的主要商品有山东、河南的棉花，山东、河南、安徽、苏北的豆货，直隶、山东的枣梨；北上的主要商品是丝绸、棉布、茶叶、瓷器、纸张、铁器及各种手工业品。这样一来，京杭大运河不仅成为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促进南北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沿河城市如德州、临清、东昌、济宁、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等，都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商业城市。当时全国八大钞关，除九江外，有七个位于京杭大运河沿线，即崇文门、河西务、临清、浒墅、扬州、北新、淮安。
清朝沿袭明制，继续实行漕运，每年由浙江、江西、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东等8省征收漕粮和白粮，运贮北京通州各仓，以供皇室食用及王公百官俸米、八旗兵丁口粮等项支出。清朝漕运仍以长江流域、尤其是太湖流域为主。各地历年起运交仓漕粮数量，大致嘉庆（1796至1820）以前每年平均在400万石以上或将近400万石，道光（1821至1850）以后逐渐减少至300多万石乃至200万石。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清代诗人龚自珍笔下的这首诗，说的正是漕运。一艘艘运粮的漕船，一个个高喊着号子汗流浃背的纤夫，是运河上最经典的劳作场景。
官斛，漕运纳粮的见证者。元明清三朝，来自江南、江淮地区的漕粮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京师北京。通州成为大运河的北方终点，而杭州则是大运河的南方起点。巧合的是，在今通州博物馆和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杭州）中，各收藏了一件见证当年漕运的珍贵文物。杭州运河上的拱宸桥，向被视为京杭大运河南端标志。旧时到了收税的时节，杭州周边各地收上来的漕粮，会在拱宸桥边上集聚出发运往北京。这里面的漕粮，占比重最大的就是米，当然还有丝绸类的贡品，以及黄岩蜜橘等土特产。位于拱宸桥畔的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件当年征收漕粮时的官方定制量具——苏州府官斛。
官斛是古代一种计量粮食的专用工具。当时官府向纳户征收田粮、佃户向田主缴纳租米，都是用斛、斗、升来计量。一斛本为十斗，后改为五斗，约合70余斤。大家都知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说的就是陶渊明做彭泽县令时，一个月的俸禄才一斛米。难怪他瞧不上，要挂冠而去。
其实过去的这些量具，各地大小不一，导致即使同一地区，地主放贷也是小斗出大斗进，农民被大斛大斗盘剥，积怨很深。为此，清朝初期曾发生过多起反对“大斗剥佃”和“增租夺仙”的农民斗争，清政府没办法，最后想了一招——官方定制“官斛”尺寸发到各地。清朝最早的“官斛”是康熙十二年（1673）制造的铁斛。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中收藏的这件清朝“苏州府官斛”，木制，口狭底阔，下安两根木杆用于提升，斛面四角及中段镶有铁皮用以加固。它的身上除了“苏州府”、“官斛”，还刻有“奉司道仰府较同”等字样。所谓“较同”，就相当于官方时不时要去校验一下，以免下面的人做手脚。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技术质量监督局要做个检测，看看有没有误差。
虽然有了定制官斛、还时不时校验，但仍是防不胜防，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地“捣鬼”的不在少数。
最简单的就是“大脚踢斛”。斛头衙役穿上一脚能踢死牛的包头厚底纳帮靴，一斛稻米舀起来，上面还尖尖的，两三脚一踢，稻米尖尖便塌陷下去。这叫做“脚踢淋尖”，一斛就能多收两三升。当年吴子牛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中，对此有生动的反映。
更“高明”一点的，就在官斛身上做手脚。官斛是木制的，斛头为了多收粮食，就用刨子把斛帮斛底削薄，或用铁棍将斛撑大。单验一斛，可能只多出一两升米，但南方来的漕船交纳粮米，每次“过斛”何啻几千上万次，这样积少成多，数目相当可观。由此可见古代征收漕粮时，弊端之多。
军粮经纪密符扇，验粮官的专属密码本。从南方来的漕粮，到了通州码头上岸，还要经过检验，除了查核数量，更重要的是检查漕粮质量。漕粮入仓，要经过查、验、运、收等重重手续，历代王朝都有专门机构司理其事。
这里面有个重要角色——“军粮经纪”，就是专门负责按照朝廷规定的漕粮质量要求，对照验粮厅验查过的“样米”，检验漕船所载的漕粮质量，核查数量，代运军将漕粮转交京仓或通仓。这个“军粮经纪”并非政府官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由官方认可的一种民间“质检人员”。
他们的检米技术，个个都是“杠杠滴”。检验船舱内的漕粮时，他们能单臂插入米中，取出米样，凭手臂在米中感觉与手攥米样时的涩滑感，就可判断漕粮是否“蒸湿”（即粮米因含水过高而发热，如同在锅内蒸过，又热又湿）。如发现有此类情况，漕米就必须扬晒，直到合乎要求为止。一旦检验质量合格，接下来还要核查数量，叫作“起米过斛”，即将米从舱内取出，用斛过量。过斛之时，要用拉长声的腔调报数，叫作“唱斛”。从前有“唱斛之声相闻，米浪之景时见”之说，指的就是过斛与扬晒漕粮时情景。
漕粮过斛之后统一装入布口袋，由验粮的经纪用称作“福炭”的上好木炭在口袋外面画上自家专用密符，叫作“戳袋”，表示已由某家经纪验讫，由这家经纪对其质与量负责。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以备将来抽到不合格漕粮时便于追查问责，二是防止他人伪造与经纪作弊，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管用和巧妙的安全保密措施。
这些验粮经纪自家专用的密符，当时就全部画在一把折扇之上，这种折扇就被称为“军粮经纪密符扇”。在今通州博物馆中，就收藏着这样一把军粮经纪密符扇，据提供该文物的藏家说，他的祖上就曾经是当军粮经纪的。
▲军粮经纪密符扇
相传验粮密符的使用始于明代，清初随着漕运制度日臻完善，在雍正年间裁并军粮经纪后100个密符也全部定型。这些密符据说是由最初担任军粮经纪的人按照自家想法或混名绰号而创制。
100个密符，来历不同，各有寓意。其中有地名1个，舟、车名各2个，店铺名2个，花、果、瓜、蔬名12个，兽、鸟、虫名17个，日常用具名16个，古时人名字绰号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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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与“王麻”，挺有来头的。“小楼”据称指创自清雍正年间的老字号小楼饭馆，店里以烧鲇鱼出名，故符形似鲇鱼；“王麻”指的是王麻子剪刀，符形为两条交叉的斜线象征剪子。
以人名、绰号为验粮密符的占总数之半，其中以孩子名字命名的足有20来个，如“狗儿”、“鹿儿”、“马儿”、“黑子、“白子”、“小子”、“六儿”、“七ㄦ”等。
比较有趣的是一些混名、绰号密符。如“大嘴符，画一张大嘴，意谓嘴大吃四方；“聋子”符，在头部画两只下垂耳朵，与俗话谓“聋子的耳朵配饰”呼应；“拐子”符则画一个瘸子架拐杖；“矬子”符，形似矮人撇着两只八字脚。
就这样，装满漕粮的漕船，经过一道道把关，从杭州出发一路北上，路过一个个驿站，最终到北京，估计起码要两三个月。如果碰上发大水，运河不一定能走了，可能要挪到到陆地上走一段，或是再转海运，从南到北发一趟漕粮真可谓是“历经艰辛、斑斑血泪”。
后来随着铁路、公路的运输日益发展，漕运逐渐没落。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停办漕运，中国两千多年的漕运史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