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伐木造屋是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从木材的砍伐、集运到加工均有着明确的规定，砍伐有时节，集运有方法，加工有规制，为的便是减少耗费，防止材尽。
宋《营造法式》卷五·大木制作二：“凡方木小，须缴贴令大；如方木大，不得裁剪，即于广厚加之……”；又卷十二：“务在就材充用，勿令将可以充长大用者，裁割为细小名件”。明代朝廷也对此有直接规定，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宗六年（1431年）曾下令曰：“各厂所贮材木初采甚难，劳困军民，殚极粮赏方得至此。朕故加意爱惜，卿亦当体朕意有不当用，切勿妄费，若本大材而工匠斵小用之，罪亦不贷。时近有以其事闻于上者，故以此谕之”。
由此可见，历代朝廷都十分重视对木材的使用，主张物尽其用，杜绝铺张浪费。一根顺直、无瑕疵的大料，需要漫长的生长期，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需求，工匠们不得不竭尽所能，从而促使木结构技术不断发展。为了降低整料梁的消耗，逐渐发展了小料拼大料的方法，如宋《营造法式》中记载的“合柱、缴贴”即为拼合柱、包镶梁，但大规模的、普遍的使用拼合材料，则是明清以来。拼合作法的流变不仅在于实践经验的累积，还与材料供给条件，建筑生产制度以及技术水平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性。唐宋多为拼合梁，明清善用包镶梁，在山西地方做法中更是衍生出断梁做法。
拼合梁一般由2-3块木料累叠组成，主要通过增加截面高度来实现，构造简洁。早期典型的建构方式是梁栿拼合，即在梁上面叠加单材或足材枋，上下木料接触面用榫卯连接或用胶粘接。具体实例可见于河北省正定县文庙大成殿，在不同部位、不同构件上使用了不同的拼合构造做法，如四椽栿上贴缴背，缴背即为足材枋；角梁上下叠单材枋。
明代的包镶做法称为“帮品事”。据《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二，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甲辰，工程左给事中胡忻列举嘉靖时期包镶做法节省成本之事，“监察工程左给事中等官胡忻等，摘陈切要事宜：金柱明梁因材辏补，如世宗时金柱以杉代楠，其长足围不足，中心一根外辏八瓣共成一柱明梁，或三辏四辏为一根，此己事之可寻者”。
至清代，随着森林面积的减少以及金属构件的普及，使得包镶做法在官式建筑中广泛应用。它区别于唐宋时期的拼合技术，制作更为精细，截面高度和宽度同时增大。主要作用于内部，外观完整，是在新制度下产生的新拼合理念。即在中间用一根较大、较好的木料，四周用数块小料拼合，再用铁箍紧固。一般铁箍会嵌入小料中，使整体外观平整。
此时，大梁外部的油饰彩画工程也发生了新的转变，披麻、挂灰、打地仗的技术发展起来，解决了拼缝保护和美观的问题。
拼合梁、包镶梁是官方拟定的木材拼合方式，广泛应用于各类大体量建筑中。而断梁则是山西地区特有的构造方法，利用直径相同的短梁对接而成。具体实例见于山西高平崇明寺中佛殿内断梁，属趴梁做法。梁头置于前后檐斗栱上，梁端接缝位于中部，上、下置以顺串栿与山面檐部斗栱相接，顺串栿下有随梁承托。整个梁架体系构思精巧，结构稳固，充分地体现了“小材大用、余料充用”的理念和匠人们的精湛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