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私人藏书兴盛，其原因既有历史的因素，又有宋代文化政策的影响，通过了解宋代私人藏书的地域分布与群体特征，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走进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宋代实行“右文”政策，士大夫为科举及第需要借助书籍这一文化载体，进行知识的学习与传授，藏书楼的兴建不仅是为收藏家自己的文化事业服务，同时也与宋代地方教育体系相结合，这在促进地方文化兴起的同时，也维护了藏书家族的世家地位。
一、宋代士大夫群体的“藏书楼”
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科举制度的完善为布衣群体实现阶级跃升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途径，科举不问门第，普通百姓人家有了读书做官的机会，柳永在《劝学文》中说：
“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这说明：宋代，科举对个人前途及家族命运是何其重要。故而有能力的世家大族纷纷藏书，藏书治学不仅仅因为个人的学术追求，更是出于对维护家族地位的考虑。只有通过科举，才能得到整个士人集团的认可，才会有相应的学术、政治、社会地位。宋代的“右文“政策无疑调动了全社会读书治学的积极性。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宋代的私人藏书事业空前繁荣，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较前代有明显的提高。如宋人张欲“旁搜博访，惟恐奥篇异犊之不我有，手抄目校，黄墨谨严。”许多藏书家均建有私人藏书楼，藏书楼不仅指单独的用于藏书的楼宇建筑，有时候厅堂，斋室、楼阁、殿宇等都会被士大夫用作藏书的场所。
宋代藏书家会亲自为自己的藏书楼起名，有时是为了彰显藏书的内容，有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文化品位。例如李天舆“五经轩”，通过藏书楼的名称，我们可以了解到，李天舆主要的藏书为“五经“，指的是儒家的五部经典著作：《诗》、《书》、《礼》、《易》、《春秋》。李天舆曾言:
“经即常也，道即常所行之路也，是故经者常之言也，人心者常言之舍也，常言在经，诵圣人之经者，舍之于心而会已之常而随所施焉”。
李氏认为五经与日常的言行息息相关，通过研习五经来规范自己的修行，可以明道得道。将藏书楼命名为“五经轩”，反映出李氏对儒家“五经”的推崇。
《清明上河图》局部
二、有书可藏：雕版印刷促进宋代书业的繁荣
对于宋代藏书家而言，有多种获取书籍的方式，包括：皇帝赐书、继承家族藏书、手抄书籍，私家刻书、购买雕版书籍等，其中雕版印刷术的发达对宋代私人藏书的兴盛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雕版印刷，复制书籍全靠手抄，由于手抄的效率不高，一本著作往往仅有少量的抄本，有的甚至是孤本，这就导致了书籍极易失传，据《文献通考》记载：
“《汉书·艺文志》所载之书，以《隋书·经籍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由此，书籍保存不易可见一斑”。
降至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促使复制图书的方式发生转变，书籍生产的方式主要由手抄转变为版刻印刷，刻书的主体主要有官府刻书、私人刻书、民间坊肆刻书。宋代图书业繁荣起来，大型市镇书肆林立，如北宋汴京城“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冠杂铺席”。
雕版印刷促使整个图书产业链的完善，生产与销售成熟与健全使得宋代图书能行销全国。民国袁同礼先生在《宋代私家藏书概略》一文中云:
“然雕版流行，得书较易，直接影响私家藏书者甚巨。印书之地，以蜀、赣、越、闽为最盛，而宋代私家藏书，亦不出此四中心点之外。印售之书既多，藏之者亦因之而众。北宋藏书家多在四川、江西，南宋藏书家多在浙江、福建，此其大略也。”
生产与购买的方便便利了藏书家获取书籍，是宋代私人藏书得以兴盛的现实原因。
汴京城俯瞰图
有些藏书家为获取善本也会自行刻书，首先挑选精良的底本，再经过反复校勘，以达到精益求精的效果。宋代私刻书籍往往具有品质优良的特点。如宋代朱熹曾刻过“四经”（《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四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礼书》、《论孟精义》、《近思录》、《南轩集》、《献寿记》、《永城学记》等书。另外，宋代私人藏书并不仅只供自己家族的成员阅读学习使用，还会惠及乡间邻里，有的还以藏书楼为依托创办私学以惠及更大范围的读书群体。
三、宋代私人藏书与地方教育的结合
宋代一些私人藏书家依托丰富的藏书，创办私学，使”藏书楼”成为教育地方人才的学校组织。如四川眉山孙氏富有藏书，自孙长孺始建书楼起，修建居所，修建重楼以藏储藏书籍，又请“四方豪彦讲学其间”，及至孙辟复建书楼时，更是“尝除塾为师徒讲肄之所，号“山学”，更多的读书人前往孙氏藏书楼求学，山学之名闻名于时。孙氏收藏图书并不是单纯为了收藏而收藏，而是把借助丰富的藏书将知识传播出去，惠及更多的士人，这样孙氏的藏书楼不仅收获良好的名声和学术地位，其恩惠及乡阎，也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
宋代官学
可见,孙氏书楼不但藏书,而且还被赋予了另外一层新的涵义和生命,发挥着传播学问的作用。孙氏在书楼的基础上兴办私学,建立山学,利用教育这一媒介和手段让更多的士人读书,其恩惠及于乡阎,为眉山之读书人提供讲肄场所,也为眉山当地乃至蜀地的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魏了翁在蒲江的白鹤山上创办鹤山书院。魏氏的家藏图籍十分丰富，他曾传录秘府珍藏，在宦游各地期间，雕版刻印了大量图籍，合计十万卷。在鹤山书院求学的士人参加科举考试大多能考中，书院的美名远播。
登科率高证明了书院的办学质量，其对无书可读的士人而言是一种机遇，鹤山书院的创办不仅帮助读书人完成了致仕之梦，还提高了当地士人的文化水平，拓展了当地士人的知识面，使得读书之风成为眉州乃至蜀地特有的民风。私人教育的兴盛促进官学质量的提高，两者彼此促进，使得蜀地文化空前发展。史学家吴晗曾说：
“自板刻兴而私人藏书乃盛，其中风流儒雅，代有闻人，宿史枕经，笃成绝学。甚或连楹充栋，富夸琳琅，部次卷标，搜穷二酉，导源溯流，蔚成目录之学。其有裨于时代文化，乡邦征献，士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至大且锯。”
可见，私人藏书方便了文人治学著书，蜀地文化大兴实是受其裨益。
部分藏书家在地方任职时也会督促地方教育的展开，促进了地方教育的发展。四川藏书家在蜀中任职时都十分重视当地的文化教育。
宋初，普州人不向学，彭乘知普州时，为了振兴当地的学校，“召其子弟为生员教育之”。藏书家文同为政清明，尽职恤民，知兴元府时，发现这里虽土沃俗美、舟车四通，但饶财寡文，未有进士及第者。文同认为兴办教育是地方治理的首要任务，他将办学当做地方治理的第一要务，随后聘请品德高尚的博学鸿儒管理学校，指导教学。
文同在敦促民众就学上事事躬亲，闲暇之日，不忘登门拜访，亲自劝导、鼓励他们读书。经过文同的大力倡导，兴元府“风俗寝改，向学为多”。
根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藏书家致力于地方文化的传播，藏书楼拥有广泛的服务对象这使得私人藏书场所发挥着更为丰富的社会效能。
宋代藏书家对地方教育的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不仅促使理学广泛传播，同时也壮大了特定文人群体。越来越多的人以读书为业，在这薪火相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崇尚知识的文化氛围，对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代又一代，有人求学，有人办学，有人教学，宋代士人在不知不觉中造就了宋代独特又璀璨的时代文化。
我们可以看到，雕版印刷促进宋代私人藏书的兴盛，私人藏书之富又使得目录学在宋代发展，形成专门之学，宋代崇尚读书的社会风气得益于私人藏书家的慷慨。不仅有益家族且惠及社会，这是宋代私人藏书能够兴盛的关键所在。另外，不得不说的是宋人对书籍的执着使得宋代私刻书籍无论从校勘、印刷、版式、还是版本方面都称得上是古籍中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