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历史里的商人，在生存斗争中，要么甘居末流，在矮檐下忍辱求活；要么依附权贵，成为官方附庸，甚至变成官商皇商。
中国的传统民居建筑，“北山西，南皖南”，最是值得一看的。
安徽黄山脚下，白墙灰瓦的古建筑群，如桃花源般静谧安详。山西民居，因各个大院而名声在外，诸如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常家大院……一南，一北，建筑风格迥然不同，而在这些建筑背后，却是明清时期同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商人。
“万里旗亭客，归作田舍翁。”历史上的中国商人，奔波于万里旗亭之下，有些积蓄之后，多归乡置田建房。山西与安徽，留存下如此多的民居建筑，全赖大名鼎鼎的晋商与徽商。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是徽州，山右是山西。徽商与晋商，历代相承，因乡土僻狭而出走经商，因控制盐业而兴旺发达，并发展为明清时期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两个商帮。
今天，山西的高宅深院、安徽的水村小巷，都已是人头攒动的旅游景点，配合着人们对富贵人家的想象。或许，只有在难得寂静下来的时候，它们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遗迹，带我们聆听它们低低的沉吟，追忆着那些逝去的故事，深思着一代一代商人的追求与理想。
90年前，中原土地上，一片狼籍。
“中原大战”，号称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从1930年的春天一直打到了秋天。晋系军阀阎锡山大败。他在山西发行的晋钞严重贬值，几乎沦为废纸。
当时最大的票号之一、山西祁县乔家的“大德通”，决定按照新币折兑给储户，冒着倒闭的危险，把积蓄投入“义赔”之中，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
在浩荡的历史潮流中，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那个由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的特定时代，注定一去不复返。而在大厦将倾之际，“大德通”选择了坚守信义。
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重士贱商，对商人的偏见，一以贯之。但是，商人有自己的坚持。
乔家开设票号，始于第四代当家人乔致庸。乔致庸时称“亮财主”，带领乔家事业步入中兴，也成为当时晋商的代表人物。他把经商之道排列为：一是守信，二是尚义，三才是取利。
乔致庸生于嘉庆年间，死于光绪年间，活了九十岁。国家的兴衰荣辱都看在眼里，乔致庸自然明白，再大的生意，都与国家气运休戚相关。
乔致庸一生颇有善行义举，为民开仓放粮，为国筹措军饷。一介商贾，未取文武功业，却也可谓“为国为民”。乔家的理念世代相承，因而当钱财消散的时候，仍有道义深入人心。
与乔致庸差不多同时期，在中国南方，还有一位商人，在商海中度过了漫长的人生，他叫汪定贵。
汪定贵也很长寿，甚至比乔致庸活得还长。与乔致庸继承祖业不同的是，汪定贵是白手起家。他出生在徽州黟县，跟做剪刀出名的张小泉是老乡，也和世世代代的徽商一样，十几岁就出门闯荡。
对于从徽州出走的芸芸商人，历史来不及一一记述。留给汪定贵的笔墨同样不多，但是汪定贵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他在黟县居住的“承志堂”，如今是安徽宏村百余座古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被称为“民间故宫”。
我不禁好奇：一个商人，命名自己的宅邸为“承志”——它要承的，是什么志？
是标榜自己继承先人之志？还是勉励后人继承自己的志向？站在历史的角度，回看往事，是不是更像是代表着全体商人，向世人的明志？
无论徽商，还是晋商，经商或出于生活所迫，或出于传统使然。乔致庸和汪定贵，原本都是把“仕”作为理想的人，然而命运让他们不得不选择了“商”。纵然为商，也要有自己的脊梁。
若不为商，哪有这般丰富多彩、雄奇悲壮的人生？若不为商，怎能体谅世上的百态、民间的疾苦？若不为商，如何把握诡谲的时局、时代的潮流？
在承志堂的前厅，有象征官家威严的中门，在两边的侧门又雕了“商”字图案。这是多么奇特而难解的结合！商人在自己的命运里反复求索，并用自己的方式，一边与俗世和偏见抗争，一边向先人和理想致敬。
历史上，晋商与徽商交集有限，却留下了异曲同工的故事。
山西和徽州，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山西地狭人稠，徽州山田贫瘠，难以靠自然经济养活自己，于是两地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外出经商。
到明代时，他们遇到了同一个发达的契机：盐。明朝为了养兵，先后实行“开中制”和“折色制”，商人可以通过输送军饷，换取“盐引”，获得贩盐的权利。山西人和徽州人，借此成为势力庞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形成商帮，是为晋商和徽商。
晋商不辞辛苦，从江南粮仓到塞上边陲，又从滨海产盐之地到缺盐的穷乡僻壤，万里跋涉，奔走于途，扩大着区域间的经济联系。
徽商积累壮大着民间财富，令南国城镇变为商业辐辏之地，为现代化作了必要的铺垫，也在无形中推动了文化中心由中原向东南的转移。
除了地域和经济势力，商人之所以能够结成商帮，还在于经营的信条、商业文化的认同。
敢于闯荡，善于交游，专于事业，精于算计……商人的必备特质，都出现在晋商和徽商身上。在经商过程中，又衍生出不少礼数、帮规、章程以及传统。“以义保利”“合义为利”的商业伦理与原则，都受到晋商和徽商的重视。
晋商与徽商的发展史，是一部光荣史，也是一部血泪史。
顺治初年，范永斗等八家晋商，因助力清军有功，被赏以“皇商”特权。康熙平定准噶尔部，范氏皇商奉旨输送粮饷，办事极为得力，受到皇帝嘉许。至雍正时，范氏家中已经有了二品官员。
然而到乾隆时，范家的事业渐渐不中用了。乾隆几次下江南，耗费极大，国库亟需填补，于是打上了巨富之家的主意。范氏被寻找罪名，清产抄家。红极一时的范氏皇商事业，以喜剧始，以悲剧终。
徽商同样也是皇家和权贵勒索的对象，凡朝廷大典、工程赈灾乃至筹边兵饷，无不需盐商捐输报效。康乾二帝十二次下江南，徽商大把大把花钱的豪举，点缀着“康乾盛世”的辉煌景观，归根到底只是为了多获得几张盐引，却往往招致破产的结局。
哪怕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也免不了遭遇敲诈勒索，当面临外商排挤、派系打击，及至被革职抄家时，朝廷上下却没有人为他说句公道话。
极炫耀处，即衰落处。中国古代官与商的畸形关系，为商人的命运平添了注定式的悲哀。
电视剧《乔家大院》临近结局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晚年的乔致庸，面对镜子中的自己，发表了一段内心的独白：
“我恨你，我讨厌你。你把我这一辈子都毁了，你知不知道？我有才学，我有智慧，我有勇气，我有热情，我要是能按照我自己的路走，我何尝不是一个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
“现在呢？一个老地主坐在这个大院子里。一个老地主，一个老财主，这不是我想要的……你把我的一生都毁了，你还救国，还救民，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
乔致庸的独白，交织着深情、悔恨和痛苦，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像是对商人这个特别阶层的宿命的拷问。
如果乔致庸不是临危受命，弃文从商，接手家族生意，他会一直做个读书人。
徽商素有儒商之称，只要条件允许，就会要求家中子弟参加科举；而一般认为，晋商不特别看重功名，连皇帝都曾抱怨山西人有钱，但不重视科举取士。
不过，在乔致庸的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儒商的光辉。
那时候，商人有会馆，晋商供奉关公，徽商供奉朱熹。而在乔家大院里，乔致庸也会把《朱子治家格言》刻在屏门上，作为治家的准则、儿孙启蒙的必读课。
乔致庸可以“汇通天下”，却无法“按照自己的路走”，以一个“老地主”的身份，终了此生。
同样弃文从商的汪定贵，最后拿钱捐了个官，但那时他最在意的，却是为商人出口气。
今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那些在我们看来富甲一方、无比成功的商人，却苦于命运的逼迫，无力挣脱。在现实和理想的交织中，何处才是归属？
千百年历史里的商人，在生存斗争中，要么甘居末流，在矮檐下忍辱求活；要么依附权贵，成为官方附庸，甚至变成官商皇商。
今天的商人，身份地位和经营环境，跟当年相比，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晋商与徽商仍然会时时被人提起。个中缘由，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们身上的财富光环，还在于他们的进取、信义、理想，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痛。
一个商人，该被如何铭记？
是胡雪岩的传奇，是乔致庸的信义，还是汪定贵讳莫如深的志向？传统商帮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商业正在对社会发挥更具主导性的力量。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商人通常都是最先嗅到时代气息的人，社会时常有赖于他们的开拓与坚守。
当晋商与徽商已成往事，他们的故事，我们仍会一提再提。我们都被裹挟在时代的潮流里，谁在突围，谁被湮没，也将成为后来者的故事。
